其实也难怪，因为当时距离一九四七年发生的“二二八”事件为时不久，我们在台湾很自然地就遭人排斥、误解。事实上，“二二八”的悲剧，是民族的不幸，当时台湾人民死伤很多，但是大陆人士伤亡也不在少数。今日评论“二二八”事件，完全忽视大陆人民死难的事实，坦白说也并不公平。

在那一段居无定所、颠沛流离的岁月里，我非常感谢慈航法师喊出“抢救僧宝”的口号，以及妙果老和尚对我的厚爱，特别留我在圆光寺安单。我也感恩图报，尽力为寺中的大众服务。只是我在台湾，还是一直生活在“白色恐怖”的不安之中。例如，我被邀请到台中编《觉群周报》，这是太虚大师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于上海发行的一份刊物。我从中坜到台中，只编了一期，听说警察要逮捕我，吓得我再也不敢到台中去了。

之后，台湾的“警备总部”经常有人密告我，有时说我偷听大陆广播，有时说我晚间换装出外和人聚会。其实我一生从来没有使用过收音机，哪里会收听广播？我平时除了讲经说法、弘法布教以外，也不习惯于在世俗的场合里聚会。甚至佛光山开山以后，也有人检举我藏有两百支长枪。事实上佛光山至今两百支棍棒都没有，哪里有两百支长枪呢？

曾经有一次，我在宜兰欢迎章嘉活佛到访，致辞时我说：“欢迎我们的领袖章嘉活佛。”治安人员竟然说我要造反，要拥护章嘉活佛当领袖。根据台湾南区“警备总部”常持琇司令说，我遭人检举的密函，在他那里少说有一二尺高，可见我被人诬陷的罪名之多。所幸都能一一化解，也可以说我走在“生死边缘”上，都能化险为夷，平安归来。

虽然我自身的安危难保，但我记得当时有一位陈秀平先生，服务于电力公司，被冤屈为“匪谍”，我为了保证他的清白，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作保。后来陈秀平先生帮我在台北创建智光中学，并且担任校长。另有一位李小姐，也被诬指为“匪谍”，三天两头被叫去问话，有时一问就是一整夜，有时半天，甚至一连几天地疲劳审讯，并且还限制她的居住自由，最后也在我的全力营救下，终于获得昭雪。

我初到台湾那几年，记忆最深刻的，就是挂单在圆光寺时，每天早晨四点半起床，然后拉着手拉车到中坜镇上，六时抵达市场，唤醒卖菜的小贩，为寺中八十人备办生活所需的油盐米菜等，来回总得五六小时。

为了争取时间，我也学会骑脚踏车，有时购买的东西不多，我就骑脚踏车就近到“大仑”的小街上购买。我骑脚踏车的技术并不纯熟，有一天，跟往常一样，我骑着脚踏车准备上街。当车行在羊肠小道上，忽然看到远远的前方，有两位幼童迎面走来，我一急，大喊一声：“让开！”由于喊的声音力道太大，人车倏地腾空弹了起来，然后掉进大约有三层楼高的深沟里。

由于我掉下去的时候，头先着地，而且结结实实地撞上一块大石头，所以顿时头晕目眩，眼冒金星，我只觉得天旋地转，日月无光，心想：这下子我必死无疑！

不知经过多久，我坐了起来，看看左右，心想：“咦！人死后的世界，怎么也和人间差不多！你看，黄土地上，石子累累；沟渠岸边，草木萋萋。”再定睛望去，不远的地方，已经摔得支离破碎的脚踏车，轮胎、零件散落一地。这时我才慢慢回过神来，发现原来我并没死，还活在人间。

我摸摸全身，竟然一点伤痕也没有，连头上撞击的地方，也是毫发无伤，甚至没有疼痛的感觉。因为没有摔死，我不禁兴奋地一跃而起，不过还是舍不得我的脚踏车，于是把散落一地的碎片，一块块捡起来，再拿出车后的绳索加以捆绑。我想把它当成废铁出售，至少也能卖个三两块钱，因此就一路背回寺中。在当天的日记上，我写下这样一段话：“平时都是人骑脚踏车，今天我被脚踏车所骑；人骑车，车骑人，偶尔转换一下立场，倒也公平。”

这一次从“死亡边缘”回来，就如童年掉入冰窟一样，侥幸自己又捡回一命，所以我在圆光寺居住一年有余，每天为常住拉车购物，扫除四周落叶，供应六百桶井水。劳动之余，偶尔抽空写些短文，投稿给台北的报章杂志，一经获得刊登，不但有些稿费，更是我生命中一份莫大的鼓励。

在这个时期里，我的思想上忽然生起一个妄念，认为自己罹患了肺病，每天朝思暮想，“我患了肺痨”的念头一直在脑海里萦绕，身心饱受煎熬。原因是曾经听过一位老师说，一个人如果过度辛苦劳累，营养不足时，很容易罹患肺痨。

或许是自己的疑心吧，所谓“疑心生暗鬼”，疑心也能成病。我在圆光寺的这段时光里，一面为常住劳动服务，一面忧虑着自己的肺痨。有时候我也想，自己身强体壮，应该不会有肺痨才对！但是肺痨的阴影，仍然盘旋在心中，始终挥之不去。

直到一九五〇年的冬天，正是番茄盛产季节，有人说，吃番茄可以治肺病。我一听，太好了！那时候自己虽是一介贫僧，但买番茄的能力还有，所以一口气买了一抽屉的番茄，有时间就吃。一段时间后，我心想：吃了那么多的番茄，肺病应该好了吧！

实际上，我并没有染患肺病，而是生了“疑心病”。不过我吃了番茄，心理健康了，身体也跟着健康起来。所以我感觉，世上有许多人“庸人自扰”，自己疑虑得鬼影幢幢，自然活得不安然。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人要自我调整思想，自我改正观念，才有得救的希望。

我对佛教的传播，一向热心于文化、教育。一九五二年，为了编辑《人生杂志》，我曾在台北善导寺纳骨堂骨灰龛下的橱子里，挂单数月之久。期间遭逢花莲大地震，那时寺中重重叠叠直摆放到屋顶的骨灰坛，几乎全被震下，我担心压到我身上，还跟那些灵骨开玩笑说：“拜托，不能压伤我！”

地震过后，花莲市区死伤惨重，我虽然无力无钱，但是仍用《人生杂志》的名义，四处奔波，为花莲灾区里那些活在“生死边缘”的灾民，聊尽绵薄之力。

佛教讲“世事无常”，世间众生有谁能不在“生死边缘”上受着威胁呢？记得那是一九五五年，我率领宜兰二十几位青年信徒，为中华佛教文化馆影印《大藏经》，展开为期四十四天的环岛宣传布教活动。一路从台北，经花莲、台东而到屏东。就在台东到屏东的碎石公路上，我怕最宝贵的一台录音机受不了石子路的颠簸而受损，就把这个重二十公斤以上的东西放在腿上，抱在怀中。

当经过五六小时的路程，车抵屏东后，在一间寺院挂单、礼佛时，我感到双腿疼痛，曲伸困难。原以为是一路上受到录音机压迫的结果，心想一段时间以后疼痛应该就会过去。哪知回到宜兰，在一个小讲堂的阁楼上，一躺就是一月余，疼痛不已，寸步难行，不得已，只有延医治疗。医生诊断的结果，说我得了急性关节炎，双腿必须立刻截肢，否则会蔓延，不但影响健康，甚至危及生命。

一旁的信徒听了，无不惊惶失色。但是我却不自觉地生起一个欢喜的念头，觉得双腿锯断也很好，从此我就可以不必到处辛苦地奔波劳动，行脚弘法，而能安住一处，好好地著书立说，可能对我未来的生命，更有意义。

不过，锯断双腿，总是兹事体大，我也没有全然听信医生的建议。就这样经过一段时日后，疼痛慢慢消除，只是长坐、跪拜时，双膝稍感不便。医生嘱咐我要注意保暖，所以直到现在，即使再怎么炎热的夏天，我都穿着卫生裤，以免吹到电风扇或冷气时，让关节炎复发。

数年后，疼痛完全消除，至今数十年来，除了血管硬化、筋脉老化以外，丝毫没有对我造成任何不便或影响。不过因为自己这一生，经常在生死危难的边缘走过，因此对生命的存活更加珍惜，更加热爱。但也懂得要勘破它，要能逆来顺受，不要计较，不要执著，所谓“山重水复疑无路”，只要你懂得转个身，自然“柳暗花明又一村”。

经过“关节炎”的事件以后，应该是五十岁那一年，也就是一九七七年，我第一次在荣民总医院做身体检查。当时因为创建佛光山的关系，小有名气，承蒙荣民总医院各科主任医师对我特别厚待。经过两天检查后，一位主任级医师为我做检查结果说明。看他似乎很为难，几次欲言又止，吞吞吐吐，很难启口的样子，我立刻告诉他：“检查结果如何，直说无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