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从我七十年以上的出家路走来，除了前面提及的几个重大因缘转折，成为我人生的“关键时刻”以外，也有很多小事情，都对我的人生关系重大。例如，早在四十多年前，我在宜兰监狱弘法布教，当时狱方就有意要请我当正式的教诲师，并说要替我向上级呈报。但是我认为当一名教诲师，是为社会服务，是要做众生的义工，如果把它当成职业，就失去了意义，所以当时并没有应允。

另外，台北“中央广播电台”也曾有意请我专职为他们撰写广播稿，然而我宁可免费为佛教的杂志撰文，也不愿意一篇一百元地为了稿费而卖文维生。甚至台北《自由青年》杂志社的秦江潮社长，因为读了我撰写的一篇《茶花再开的时候》，特地亲到中坜，邀请我到台北担任编辑，我也断然婉谢，我想：“和尚都做不好，怎么可以去做其他事情呢？”

我立志要把和尚做好，要做一个真正“弘法利生”的出家人，因此早在五十年前，天龙寺要请我担任住持，由于当时慈航法师告诉我，希望我先去住上半年，之后才正式晋山当住持。我当即回绝，因为我不想当个小媳妇。

乃至初到台湾时，至少有三十所大小寺院，先后都想请我前去负责领导。但是在佛光山开山之前，我立志不担任住持。建设佛光山以后，我规定除非有特殊情况，否则不能随便接受别人的寺院。由于我“不贪心”，因此佛光山至今在世界的二百余所寺院道场，从来没有产权纠纷的问题发生，自然也就不会横生枝节而造成无谓的困扰。

另外，长期以来在台湾地区乃至海外，也有不少单位、团体，先后邀请我前往从事文教工作，只是我一心就想为“中国佛教会”工作，偏偏没有这个机会。不过虽然“事与愿违”，但是人生有很多的关键时刻，我认为重要的是“非义不取”、“非礼不受”、“非正不要”。

人的一生，思想上的、利益上的、人情上的、时空上的，都有很多的关键时刻，有时因缘指导我们，但是性格也会影响我们。有的关键时刻，因缘稍有错失，对未来就是弥补不了的遗憾。

人生的关键时刻，不只是事业的转换，也不只是遭遇的因缘，我想内在的起心动念，对人生、社会，都有重大影响。我一生除了上述几个重要的关键时刻以外，我的思想、观念、精神、习惯等内在的因素，也都影响了我的人生，成为关键时刻，例如：

第一，正确的观念：我一生的信念，都是秉持“以众为我、以团体为依归、以别人的需要为需要”。例如，我从来没有一个人独自到某一个地方去，也从未一个人居住在哪个房子里。几十年的岁月，我都活在“大众”中。

我一生中，不管走到哪里，都是一群人跟着我，他们都是我的徒弟，但也都是我的兄弟姐妹，甚至信徒，我都把他们当成是老板、上司、领导，他们都是我的师友，我的助缘，我的眼耳鼻舌身。平时除了到寺庙，或者到各个学术团体讲演之外，我不会走访世俗人家，也不会到百货公司、市场、商店去采购物品。佛光山的土地、房产、财物，都不在我的名下，甚至银行里也没有存款，所有信徒的馈赠，我都分享给大众。

我坚持“以无为有”、“以众为我”，因为这样的观念，让我深深体会到“众”的力量、“无”的无限、无量，但是这种观念的养成，需要有很好的性格。

回忆二十岁那年，虽然学生生涯“一穷二白”，但出家十年，总有一些衣单、文具。当我离开焦山的时候，连一个手提袋都没带走，只有留下一句话，我告诉同寮的同学：“你们喜欢的话，就分别拿去吧！”

我二十三岁时又聚积了一些衣物，当我决意到台湾时，也只是交代说：“所有在家人能用的被单、枕头，交给我正外出谋生的弟弟。出家人能用的衣单、物品，就交给同学智勇法师。”

我经过了这两次“喜舍”的实践以后，自知我有“能舍”的性格。所以后来一直本着香严智闲禅师的“处处无踪迹，声色外威仪”，我自觉“能有能无”、“能多能少”、“能大能小”、“能舍能得”。人有无限的“潜能”，为什么我不能做一个无所不能的人呢？

第二，忍辱的精神：出家学道，最待养成的，就是“忍辱”的精神。一个人忍饥忍饿、忍贫忍穷、忍苦忍难，都还容易。忍气忍辱、忍受冤枉、委屈，那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我出家之初，在丛林里参访、学习，接受一连串无情的打骂教育，我在“委屈受气”之余仍能“忍辱负重”，最主要的就是我“心无怨恨”，我自觉自己很有力量。及至出道弘法，受到同门的排挤、长老的歧视，也经历了一些让我感到很挫折的因缘，尤其是在佛教会所受到的难堪。

记得有一次，我出席一场“密勒日巴学人会议”，会中我提出一些建议，有位长老当众要大家不可以参考我的意见。虽然他伤害我，给我难堪，但是事后我自觉“忍辱”的功夫，让自己增加了无比的力量，我肯定自我的修行，也深深佩服佛陀所说：苦行、持戒，其功德不如忍辱。

回首自己这一生当中，虽然经常遭受别人的讥讽、毁谤、批评、打击，但是多次的忍辱，对我的修行，何止增长数十年甚至百年。

第三，认错的勇气：我觉得世人有一种“不肯认错”的习惯，凡事总喜欢说理。例如，开会迟到，认错就好了，但他偏要说“天雨”、“塞车”等，总要用一些理由搪塞，不肯认错。讲话得罪别人，或者行事妨碍了他人，应该道歉就没事了，但他偏是不肯认错，总说“我是无心的”、“这是不得已的”，总之一句话，就是说自己没有错。

其实，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想到过去的贤能君主“下诏罪己”，专制时代的帝王，都能有这种雅量，何况我们凡夫在世间做人，哪能处处圆满，处处被人肯定。有时候不经意对人语言上的冒犯、行为上的不够礼敬，认错道歉就能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

在佛光山，经常有徒众向我报告说：外界有人批评我们这里不对，那里不好，为此感到气愤，深不以为然。我总是及时开导他：我们有犯这些错吗？有，就不要怪人家批评我们，只要自己修正就好；如果没有，不去介意也就没事了。所谓“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一生坚持，认错就是美德。

第四，勤奋的习惯：我想，自己今生若真有些许小小的成就，最大的关键，应该就是我自幼便有勤奋的习惯。

在我一生的行事当中，从来没有为自己放过假，而且例假日比平时更忙。尤其新春过年，我不是在大寮里煮饭炒面，供应信徒用餐，就是在头山门前指挥交通。

佛光山开山期中，每天除了上课教学以外，经常混在工人当中，肩挑沙石，搬运水泥。乃至自从《人间福报》创刊起，我就每天为专栏撰写文章，不但从来没有脱过稿，也没有让徒众催过一次稿。虽然不能创金氏纪录，但是在一般的文人作家当中，十年三千六百五十个日子，能够十年如一日地写作不断，我想应该也是创下了一个纪录。

甚至早在三十多年前，我就应邀游走在“台视”、“中视”、“华视”三家电视台。虽然每天各家只有五分钟的节目，但是累积下来，也是多少的时间、多少的岁月！

我一生参加、主持过佛七、禅七，不下百次以上，那也是需要多少时间、多少心力的付出。所以我说“人生三百岁”，我一直努力，要让一天能当五天用，一个人能做五个人的事。假如我有六十年服务于佛教、社会，五乘六十等于三百，所以自觉“人生三百岁”，于愿足矣！

人生，有许多关键的时刻，也有许多关键的想法；细数一生的岁月，点点滴滴，其实“一念三千”，哪一分、哪一秒，不是足以影响我们一生的“关键时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