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时，为着一个开示，我往往忙了几个通宵，准备讲稿；为了一篇文章，我经常忙了几个夜晚，搜索枯肠。虽然未曾领过任何钟点费，亦未曾得到任何稿酬，但是看着台下的群众由少而多，由点头会意到拍手鼓掌，看着自己的一笔一画印成方方正正的铅字，刊在每期的《菩提树》、《人生》、《觉生》、《自由青年》等报章杂志上，一股强烈的成就感不禁油然而生，充塞胸怀，实非锦衣玉食、华厦美屋之乐所能比拟。在忙中，我充分领略服务奉献，不求报偿的法喜。所以，我能有能无，能苦能乐，能大能小，能进能退。

为了让一本书及早付梓，我曾经守在深山草棚里一个月之久，趴在尘泥地上，以大地为桌案，奋笔疾书，写出我对人间佛教的理想。为了让一本杂志如期出刊，我时时饿着肚子，从台北大理街走到万华火车站，坐火车到老北投，再转公车到新北投，摸黑步行至山顶，将一本新印的刊物交到老法师手上，才松了一口气。每次完稿，望着鱼肚白的天色，再看看表，往往已是凌晨时分。虽然我整天忙得无人无我，无日无夜，但在我不仅未曾减少什么，反而增进了信心道念。

一九五一年，我担任佛教讲习会教务主任，每天起早睡晚，忙着带领学生做早晚课诵、出坡劳动，忙着准备授课及批改作业。此外，还得忙着圈点八十余本的学生日记及辅导学生的生活。一个月下来，整整瘦了五公斤。尽管如此，我的心灵却在忙碌中逐渐提升，我的视野也在忙碌中逐渐开阔。忙，开启人人本具的潜能；忙，发掘方寸自有的宝藏。所以，我喜欢忙。借着忙，我精进奋发，自强不息。

古人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四五十年前，正是民生困乏的时代，有人又说：“教书自有香菇面，教书自有好供养。”但我觉得，教书之乐不在丰衣美食，而在灌输大家正确的观念。所以每次收到些微稿费或钱时，我总是拿去购买佛书，与佛子们结缘。忙着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实在比黄金屋、颜如玉、香菇面、好供养更有价值。记得那时我常常为了一场讲座，从宜兰坐上一天的火车到高雄，演说完毕，又从高雄乘夜车回到宜兰。在北宜线、纵贯线上，我虽然耗费了无数光阴，但生命的力量却随着滋长，怎不叫人欢喜？除了定期的讲演之外，我马不停蹄，忙着到工厂为劳工开示，到码头为渔民布教，到监狱为受刑人皈依，到军营为官兵们说法。有人说时间难挨，我却觉得一天二十四小时瞬息即过，恨不得一天能有四十八小时可以使用。

那时，台湾的出租车刚刚开始营业，我为了赶路，偶尔不得不以出租车协助自己奔忙。每当里程表跳动一次，我的心脏也随之起伏跳动。又要忙碌，又想省钱的滋味固然颇不好受，但是每当望着台下听众心开意解的表情，看着身边的工作能够完成，心中的喜悦真是无与伦比。

一九六二年以后，各个大学纷纷成立佛学社团，广播电台也增辟佛教节目，一向喜爱文教的我越发忙碌起来。我不但为寺院服务，为信徒讲经，还要为学生授课，为电台供稿，整天像个陀螺一样转个不停。虽然如此，我仍感到忙得不亦乐乎。

为了寺院的落成开光、住持晋山，我经常南北奔跑，亲往参加；为了信众的婚丧喜庆，我往往毫不犹豫，前去致意。渐渐地，应酬日增，但因深恐人情不够，所以只有自己忙碌，不愿对别人失礼。虽说凡事已恪尽己心，无奈仍有未如人意之处。我深深感到：未成名时，忙，是一种快乐的修行；成名之后，忙，有时却成为一种艰难的负担。俗谓“人为名累”，其实，再忙再苦，我也不累，人情难却才是累人最甚。所谓“鱼与熊掌不能兼得”，我还是欢喜忙，所以仍然继续地忙下去。

随着佛教的发展，五十岁以后，我又忙出另一片天地。在建寺安僧、办理学院、创建养老育幼事业、从事出版文化工作等方面，我都写下了“忙”的历史。但有谁知道，我常常为了开导一个顽皮的小孩，忙着想尽办法；我往往为了疏通一位固执的老人，忙得舌干唇燥。时间在忙碌地思考、忙碌地做事中飞逝而过。佛经上说：“常做佛事，永不休息。”在忙碌的度众工作中，我学习到谦虚耐烦的美德，也长养了慈悲包容的雅量，真是人生一大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