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丛林的教育十分严厉，行进时眼睛要看前方七尺处，不可左顾右盼，不可仰视、低头、跑步、疾行；站要有站相，两手下垂，操手当胸，要知道自己站的位置。坐下时，椅子只能坐半座，背脊自然挺直，肩膀要平，下巴要收缩。安眠时，要右胁吉祥卧。外出时，衣着要整齐，出房门一定要着长衫，出山门要穿海青，不可戴围巾、帽子。如果威仪稍有差错，言行些微不如法，就会遭到师长的棒打、怒喝，而冤枉、委屈更是常有的事情。但我从来不曾挫折、灰心，也未尝顶撞、怀恨，因为我始终觉得这是老师的慈悲教导，做一个晚辈后学，就应当像一个晚辈后学的样子，以恭敬的身形，以感恩的心意来接受一切教导训诲。正因为如此，老师们很乐意教我，原本不聪明的我，在千锤百炼之下居然进步迅速。

回想当初之所以在童稚之龄祝发出家，是因为从小在家乡看到大和尚威仪庠序的法相，所以暗自发愿有一天也要穿上僧袍，让别人说我像一个庄严的大和尚，后来果真愿不虚发。我剃度之后，一直牢记这个誓言，并且常以玄奘大师的“言绝虚浮，行绝名利”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六十年来，我不曾散着裤管，身着短衫外出，我不曾穿着大袍跑步，不曾上咖啡厅与人聊天，不曾在倾盆大雨时手执雨伞，甚至地震摇撼时，落石崩于前，也都能镇静念佛，不惊不惧……这些举止均非矫饰，而是经年累月持续当年的一念初心--“做得像一个和尚的样子”所养成的习惯。一九八八年，西来寺刚落成时，徒众基于好奇，一窝蜂地开车到比萨屋去吃素食比萨，我闻言禁止，并不是比萨不可以吃，而是身为一个出家人应该像一个出家人，在公共场所走动总非所宜。

如今有许多人夸赞我威仪具足，无论何时何地都能行止如法，我听到这些话，除了感念当年佛门严峻的道风之外，更要谢谢老师赐给我的一句金玉良言--“做什么要像什么”。

从佛学院出来之后，常住派我到宜兴祖庭白塔寺附近的一所小学担任校长，这对于从来没有社会经验的我而言，是一项崭新的经验，为了要做得像一个校长，我收集了许多教育及行政方面的书籍，反复研究。乡下地方经费不够，师资缺乏，我还得兼任好几班的老师。为了做得像一个老师，让学童们都能得到良好的教育，我事先深思计划，竟然可以达到一人同时教授好几班的课程，而小孩子们也都能安静上课，不吵不闹，这番历练让原本羞涩内向的我增加不少信心。经云：“一切善法，欲为其本。”做什么就要像什么的意愿在无形中成为一股强大的动力，将我步步往前推进。

后来我和同学智勇法师等人来到南京接管华藏寺，试图一展革新佛教的抱负。当时嫉恨者固然有之，但暗中欢喜者也为数不少，他们称我们是一群有为的僧青年，我一听此话，立刻告诉自己要做得像一个僧青年的榜样。因此尽管旧势力经常想要置吾等于死地，我们还是保持乐观进取，为教牺牲在所不惜的态度，勇往直前，虽然革新一举因时势混乱功败垂成，但这些体验无形中长养了我的胆量与见识，使我日后得以临危不乱，履险如夷。

一九四九年，我在台湾基隆下船，又辗转来到中坜、新竹，后来在宜兰雷音寺驻锡讲经，为了想要做得像一个布教师的样子，我开始思维如何以事显理，以理说事；我时时揣摩音调的高低急缓、态度的祥和适中；我经常检讨自己的举手投足、风度仪表是否慈悲庄重。如今我四处演讲，可谓信手拈来，驾轻就熟，想来都要归功于多年来的辛勤努力。

当稍有余力时，我开始实践早年培才安僧的心愿，于一九六五年，在高雄建立寿山寺，并且开办佛学院，未久，以学生日多，校舍不敷使用，又另觅大树乡一块麻竹林地，创建佛光山，将佛学院迁址于此。我一人身兼住持、监工、院长、老师、师父等多重身份，为了将每一个角色扮演好，我可说是煞费苦心，尤其学生从万丈红尘来到清净道场，必然会有很多身心上调适的问题。因此在推土挑石，运砖搬瓦之余，我自拟教育手册，制定教学方针暨生活规约；我责成教务处充实教材，聘请名师，带动学生和老师交流；我要求辅导处以鼓励代替责罚，以疏导代替禁止；而我自己也经常居中劝诱、协调，好让大家都能在修道中有欢喜，在生活中有法乐。后来随我出家的弟子迭有所增，凡是会读书的，我让他继续深造；会办事的，我让他一展办事长才；会教化的，我教导他如何弘法施教；会修持的，我制造机缘，让他专心修持。看到徒众们都能各得其所，安心办道，可说是我一生最大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