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初也是心外求法，觉得别人都不好，只有自己才对。一九五四年元旦那一天，我翻阅过去的日记，发现都是在嫌别人如何不好不对，突然对于自己丑陋的心态感到惭愧。为了向昔日的自己革命宣战，我不惜将数十本从大陆带来台湾，写了十多年之久的日记付之一炬，经过这么一烧，对自己的愚昧方才有一点点觉醒，不禁回想起自己过去所从事过的革命事迹。

二十岁那年，我踏出佛教学院大门，身处局势动荡不安及佛教地位低落的年代里，眼见社会种种的危难，耳闻众生痛苦的呼喊，我也像许多热血澎湃的僧青年一样，拥有满腔改革佛教的抱负，有鉴于太虚大师的教产、教义、教理革命，因为没有自己的地盘，以致功败垂成。所以我与同道们欣然接受南京华藏寺，并且订定新生活规约，试图借此恢复丛林学团的道风，然而这岂是一个经忏道场所能做到的？失败自是在意料之中，这是我生平以来第一次的革命。

一九四九年来到台湾之后，才发现此地佛教地位更是低落，许多佛寺被军营军眷所占住；基督教可以公然到寺院传教，散发传单，但对于佛教的弘法活动却多所限制；至于社会人士谤佛毁僧的言行更是不胜枚举，报纸、电台、电影、小说，甚至教科书中，都有曲解佛教的地方。当时的佛教徒们大多像惊弓之鸟，连自己是佛教徒都不敢承认，遑论挺身而出，护法卫教。许多人说这是因为民众多随政商人士信仰基督教有以致之，我却认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唯有佛教徒具有向自己革命的决心，将本身的思想、行为健全起来，积极弘法利生，努力为民谋福，才是振兴之道。

一九五二年，当我以二十六岁之龄，当选为台湾佛教会常务理事时，为了替有为的僧青年在教会中争取一席，以期会务更有朝气，进而促使佛教的迅速发展，我多次直言不讳，抨击长老把持教权，应及早退休。自己一无建树，却想先反对别人，这样的革命当然注定是要失败的。

是年五月，我应邀驻锡宜兰雷音寺。由于来台数年之间，目睹佛教徒佛道不分，只知赶赴斋会，祈求福寿，却不知佛法真义，遑论内修外弘，对此我早已感慨于心。这时又见到寺院佛殿内供奉了一百多尊神像，自忖正好可以借此教育信徒，遂将其全部收藏起来，只供佛像，以正视听。此举虽然触犯部分地方人士的习惯，幸好我也另有基础，所以才没有被人打倒。这一次革命的小小胜利对我不无鼓舞之效。

后来，为了出外布教，屡被干涉，我前往治安部门据理力争；因为运用现代声光器材弘法被警察取缔，我也与有关单位周旋到底；对于名伶顾正秋在永乐戏院唱戏诬蔑佛教，我致信抗议。尽管长老、信徒反对我提倡以歌声弘法，并且以杀害为恐吓，我仍然义无反顾，不为所动。在亲身经历了这许多佛教制度思想的革命之后，我慢慢地发现自己也和世上的政治家、社会家一样，向别人革命总不可为也，最好是先向自己革命，先去除自己的我执、法执，方足以自利利人，广度众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