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家乡扬州土地贫瘠，经济落后，里人多以剃刀（理发匠）、菜刀（做素菜）、剪刀（裁缝师）三刀为业，但是我从小就立志做大事，立誓不以“三刀”为伍，后来又看到来乡诵经开示的法师们，个个威仪庄严，在心中自然而然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十岁那年，抗日战争爆发，扬州一些寺院的大和尚成群结伴来乡避难，笃信佛法的外婆获悉，立即煮菜办斋，邀请他们来家里应供。茶余饭后，在大家的怂恿下，我随便认了一个师父。就在他们即将把我带走的时候，我突然仰头问他：“我可以带外婆一起去吗？”

“当然不可以啊！”他慈眉善目地笑着回答。

我又接二连三地问道：“我可以带母亲一起去吗？”“我可以带姐姐一起去吗？”

外婆的坚毅、母亲的明理、姐姐的勇敢，一向是我最钦佩的，但是大和尚回复的答案居然全部都是否定的，令我大失所望，故而就此作罢，不愿跟去。

就这样，我错失了一次出家的因缘，但是我终不于此懊悔，因为一年多以后，我在栖霞山巧遇志开上人，蒙他接引剃度。他，是一位真正为教为民牺牲奉献的高僧大德！

虽说我是志开上人唯一的入室弟子，然而他从不把我视为他一人所有，对我百般呵护，相反地，他动辄给我棒喝打骂，并且将我置于大众之中，让我在大冶洪炉里历经千锤百炼。我常想：如果当年我糊里糊涂地随着那位扬州大和尚出家，在小庙里修行办道，享受丰厚的供养，想必日后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株温室里的花朵，哪里经得起时代风暴的几番冲击呢？

念及家师对我的种种期望，老师们对我的种种教诲，我总是坚定地告诉自己：“无论将来路途如何艰困，我一定不要做一个焦芽败种！”想着想着，不知不觉中，竟然睡着了。当我从微曦中醒来，才发现船已驶进基隆港口。我们一行百余位僧侣上了岸，由北部走到南部，又由南部走回北部，全台湾竟然没有我们容身之地，所到之处，不是吃闭门羹，便是被白眼相待。

我们的脚底磨伤了，衣衫也经不起日晒雨打，破了好几个洞，肚子经常是饥肠辘辘。行脚途中，人数逐渐减少，乃至到后来寥寥无几，最后大家决定各奔前程。

之后不久，蒙中坜圆光寺收留安单，我在那里发心操持苦役，后来又前往苗栗法云寺看守山林，因为能刻苦耐劳，颇得寺众信任，但始终感到长久下去，固然温饱无虞，却不能对台湾佛教的正信前途有所助益，所以在一番考虑后，告辞他去。

接着，我应邀主编《觉群》周报，由于主事者未能按照创报人太虚大师的原意发展，因此我宁可拂袖而去，不为斗米折腰。二十六岁那年，我被选为佛教会常务理事，当时南亭、慈航、东初等诸位长老都一一落选，自感年纪太轻，又与负责人理念不一，决定不受此职，于是写了辞职书。许多人批评我不识抬举，不知时务。

来台初期，也曾为中广公司撰写广播稿，并且帮《人生》月刊前后义务担任主编达六年之久，同时又经常在《自由青年》、《觉生》月刊等多处报章杂志投稿，弘扬佛法，承蒙大家厚爱，一度被誉为“佛教文艺明星”。当时曾有不少教外刊物、社会报纸，以重薪聘请我当编辑，做记者，虽然我贫无片瓦覆身，但终究因为这些工作都不是为佛门服务，所以被我毅然婉拒。

一九五三年，我在宜兰雷音寺落脚，经济贫穷倒还不是严重的问题，治安单位今天调查，明天临检，有时传你过去问话，有时前来取缔法会，将整个教界搞得草木皆兵，才是最为无奈。

即使在这种种恶劣的环境下，我还是创造了许多台湾佛教史上“第一”的佳绩，例如：第一所幼稚园、第一座讲堂、第一支歌咏队、第一次电台弘法、第一次环岛布教、第一次家庭普照、第一个星期学校（儿童班）、第一次乡村布教、第一次有佛教纪念品……凡此所凭借者无他，只不过自始至终，我一直坚持“不愿做焦芽败种”的信念罢了。

目睹当时许多同道见佛教风雨飘摇，在物质、精神的压力之下，纷纷见风转舵，另谋出路，我深感痛心。在择善固执多年以后，我一再地用自己的身体力行，证明了出家的路是无限地宽广，要选择成为佛教的护法长城还是成为僧团的败卒逃兵，端视自己是否甘愿做一个焦芽败种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