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教育并不会在这里停止。这种教育要摧毁的不仅是人的感受力，还有人的思想能力。家长和老师还要告诉孩子这首诗的“哲理”：“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样两句即景生意的诗，把诗篇推引入更高的境界，向读者展示了更大的视野。这两句诗，既别翻新意，出人意表，又与前两句诗承接得十分自然、十分紧密；同时，在收尾处用一‘楼’字，也起了点题作用，说明这是一首登楼诗。从这后半首诗，可推知前半首写的可能是在第二层楼所见，而诗人还想进一步穷目力所及看尽远方景物，更登上了楼的顶层。诗句看来只是平铺直叙地写出了这一登楼的过程，而含意深远，耐人探索。这里有诗人的向上进取的精神、高瞻远瞩的胸襟，也道出了要站得高才看得远的哲理。”到这里，孩子只能复述这些法定一般的“哲理”，自己的思想停止了。当孩子不用他的思维器官时，思维器官和感受的器官也就一同地萎缩了。

难道这不是我们的教育的一个生动的写照吗？让我来总结一下。前述的湖南高考作文题目典型地概括了我们的教育过程：我们的感受、思想从小就被标准化了，都是别人在替我们感受和思想。这种教育对我们的灵魂渗透得如此彻底，乃至教育者本身都没有知觉。湖南考题严格遵循着我们的教育模式，首先替你选择了“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两句诗，然后告诉你这两句诗“意境是美的，隐含的哲理也很丰富”，完全排除了你另有所感的权利。接着，他不管你怎么感受和思想，强制性地说“它使我们领悟到”云云，好像你还没有投票他就宣布你已经让他代表你了。他后来帮你“领悟”的那一堆陈词滥调，则是你必须接受的“哲理”。应该说，在我们这个教育国度，能为湖南省出高考作文题的人肯定是该省的教育精英。我不好无限地推想，但是，以我们在中国教育体制中的经验，说此人属于中文系塑造出来的典型人才大概八九不离十吧？如果我们的学生从小如此这般地“听话”，并一直听到大学毕业，他们能为社会做什么呢？

“听话”不足以塑造真正的人。这套传统教育体系的问题，被蒙台梭利在六十多年前就一语道破。不过，她所观察的当时的西方教育体系，也并非铁板一块。事实上，从她的描述本身，我们就可以辨析出两种教育所培养的两种人才：一种是在教室里“听话”的唯唯诺诺的大学毕业生，一种是长期的实习所训练出来的称职的医生、律师、工程师。换句话说，她所看到的实际上是两种教育的混合。一种是僵化的大学，经常生产找不到工作的毕业生；另一种是中世纪以来的学徒制，也就是实习制度。正是这种学徒制，把大学生产的不合格的产品再加工，把那些百无一用的大学毕业生训练成各个领域的领袖。可惜，她集中批判了当时的大学教育的无效性，但没有论述为什么大学毕业后当学徒（也就是实习）的经验会那么有效，以及我们如何从学徒制中寻求改造我们的大学的范本。

用学徒制来改造大学？这听起来如同用中世纪来改造现代社会一样荒唐。其实，在现代西方学术界，中世纪早已不是“愚昧”、“黑暗”的同义词，而被视为现代性的起源。事实上，大学本身就是中世纪创造的，其制度结构和精神实质非常近似于中世纪的行会。大学是中世纪给现代社会留下的最持久的遗产，乃至今天西方的大学比之中世纪的大学也没有本质性的变化。关于这一点，请读者参考本书第一章《大学的诞生》中的讨论。

最近美国出版了一本书叫《才能密码》，专门探讨才能的培养。此书我将在另一本专著中详细讨论，这里仅需要提及的是该书对中世纪行会、作坊中的学徒制的评价。1997年，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统计学家David Banks提出一篇论文，通过对杰出人物及其对人类文明的贡献的数字统计，在整个世界史中界定了最为人才辈出的三个时空：公元前440-380年的雅典，1440-1490年的佛罗伦萨，和1570-1640年的伦敦。也许不少中国人会不服气，举出先秦诸子百家的时代。可惜，无论从时间、空间，还是人口基数来看，诸子百家时代人才的涌现率比起这三个时空来还是太稀疏了。记住，这三个时空的时间段仅半个世纪多一点，空间上也仅局限于一个城市。其中，如果从统计学上比较人才密度，第一名则非1440-1490年的佛罗伦萨莫属。我们可以随便查查名人字典：布鲁内莱斯基（1337-1446）、吉贝尔蒂（1378-1455）、多那太罗（1386-1466）、阿尔贝蒂（1404-1472）、波提切利（1445-1510）、洛伦佐·梅第奇（1449-1492）、达·芬奇（1452-1519）、米开朗琪罗（1469-1527）、马基雅维里（1469-1527）、拉斐尔（1480-1520）……你就数吧，这些还不包括那些领导欧洲工商业、贸易、金融的企业领袖。1440-1490年大致为两代人的时间，那时佛罗伦萨的人口仅在4万左右（中国的大学城海淀区的人口如今是350万上下），竟产生了如此群星灿烂的文化巨子，至今照耀着人类文明。

应该指出，David Banks对佛罗伦萨1440-1490年这一时段的界定，就像他对其他两个城市在时段上的界定一样，显然过于狭隘。在1440-1490年以外，佛罗伦萨前有彼德拉克、薄伽丘、但丁，后有伽利略。1440-1490年固然能戏剧化地显示佛罗伦萨的人才密度，但这不过是折射出整个城市长期的文化创造力和制度优势而已。无怪美国著名的佛罗伦萨历史学家Gene A. Brucker这样写道：“每一个佛罗伦萨史的学生都必须面对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社会如此有创造力，如此能够变化和创新？在这些世纪的所有意大利城市中，为什么是佛罗伦萨而不是米兰、热那亚，或威尼斯在艺术和学术上取得了最突出的成就？”一句话：为什么佛罗伦萨成为文艺复兴的中心？

对这些问题，历史学家们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地理等诸多方面进行了解释，但很难有令人信服的答案。《才能密码》则在承认这些因素的前提下，提出了一个更具体的因素，那就是手工艺作坊中的学徒制。上述那些人才，特别是艺术人才，几乎都是在作坊中成长起来的。同时，恰如Gene A. Brucker注意到的，佛罗伦萨虽然文化繁盛、人杰地灵，但是始终没有一个一流的大学。自14世纪以来该城一直试图建立自己的最高学府，可惜办办停停，始终不成气候。所以，大学之外的制度就更值得注意。

根据《才能密码》的分析，手工艺作坊造就了佛罗伦萨的天才。在作坊中有严格的等级。那些学徒的技艺是从最基本、最低级的地方开始：混合染料、准备画布、磨雕刻刀具等；然后逐级上升，所学的技艺也越来越复杂。这一学习过程，和学校里讲大课、灌输理论不同，每一个环节都要自己动手来完成。这是一种以解决真实的问题为核心的学习过程。佛罗伦萨的孩子六七岁就进了作坊，经过几千甚至可能上万小时的磨炼，最终才有所成。像米开朗琪罗，六岁就随着石匠学习如何使用锤子和凿子；后来进了学校，但马上发现自己根本待不住，还是回去再当学徒，结果一过20就出头了。手工艺作坊在中世纪的欧洲很普遍，但在佛罗伦萨最发达，组织最严密。北意大利的城市国家是当时欧洲的经济中心，是最发达的地区。在这一地区内，威尼斯、热那亚等城市全是靠海上贸易起家。佛罗伦萨因为地处内陆，从一开始就特别依赖手工业，乃至威尼斯人从小上船出海，佛罗伦萨人则从小进作坊。其作坊制度无意间所创造的教育模式，比处心积虑建立的大学更能培养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