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一些关于麦肯锡（McKinsey）报告的文章在网上流行。主要内容是说，中国大学生英语不行，比不过印度学生。中国这几年每年的大学毕业生虽然在300万以上，但是能够胜任外企工作的只有十分之一，而印度则有四分之一的大学毕业生可以胜任。

麦肯锡是一个独立的国际经济思想库。这个报告，主要是立足于跨国公司的人才需求，并不能作为设计中国教育战略的指针。不过，考虑到中国经济结构的高度国际化、对外资的严重依赖，该报告给中国的教育乃至中国经济的未来还是提出了严重的警告。可惜，这一警告并没有引起社会的充分注意。其中一个原因，是有关文章对该报告的描述，只强调英语一个因素。于是有人说，英语不是中国人的母语，却是印度的官方语言。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这样的比较，抛开了中国的国情，未免太荒谬。

其实，该报告虽然指出中国学生的英语能力是主要的问题，但英语绝不是唯一的因素。大学所学的东西在实际生活中派不上用场，恐怕才是要害。从这个角度看，该报告所提出的警告，我在《南方周末》上关于“白领危机”的文章，以及在近著《谁的大学》和《美国是如何培养精英的》两书中，都从不同角度提出过，而且做出了初步分析。因此，我这里不妨以该报告做一个引子，对中国的大学教学进行一番评说。

国内网上流行的文章，主要是依据《金融时报》2005年10月7日的一篇社论，标题是《中国最脆弱的环节：为了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大学需要很大的改进》（China’s Weakest Link：For the Sake of Business，Universities Need Big Improvements）。其社论的核心，不是说中国人的母语不是英文，而是强调中国的大学质量太差，特别是受儒家文化中死记硬背的教育传统的影响，不鼓励学生的创造性，过分强调对老师不加质疑的尊重。结果，除了顶尖的一层薄薄的精英外，中层的人才奇缺。英语程度不佳和实用技能的缺乏，成为中国学生竞争不过印度学生的主要原因。在未来全球化的进程中，发达国家服务业中大量白领的工作外包给印度，但以中国目前的高等教育状况，中国很难像印度那样抢到这笔生意。

我不久前在《新京报》上还撰文指出，英语不好并不是一切。最近《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许多外国企业，到中国来不喜欢雇英语流利的“海龟”，而更喜欢懂得中国市场的本土人才。有的老板甚至大放厥词，说英语越不好的，甚至完全不会讲英文的人才，才越显得珍贵。可见，外企并非盯着英语这一项。毕竟人家是在中国做生意。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的大学培养不出适合现代企业的人才来。

最被国内媒体忽视的，还是麦肯锡报告指出的儒家文化中死记硬背的教育观念对大学的影响。关于这一点，我在几年前对“读经运动”的批评中也已经指出来。再看近年人大国学院开学，第一堂课下来，学生的反应就是上课满堂灌，师生之间互动不足。我们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运动轰轰烈烈，但是，对基本的教学改革，却避而不谈。

以讨论班为例

比如，美国的大学，特别强调“讨论班”（seminar）。在研究生教育中（主要是文科，理工科因为实验室的重要因素，不可一概而论），讨论班是主体。我自己在耶鲁硕士、博士读下来，上的全是讨论班，大课一堂没有上过。本科生的讨论班也非常重要。比如各校不仅有大三讨论班，而且许多还设置新生讨论班。即使是上大课，教授讲完后，学生也要分成小组，参加由研究生、助教主持的讨论班，每个班人数都控制在十几个。这样保证人人参与讨论。

在这种讨论班中，老师不过是个主持人，不停地提出问题，引导讨论的深化。学生死读书不行，因为很少有人问你书上讲了什么。书是大家都看过的，重复书上的内容等于说废话。大家要看的是，你和其他人读了一样的东西，你能拿出什么新东西来？你有没有批判性的思考能力、指出作者的缺陷？你能否在作者研究的基础上，再往前走一步，指出深化研究的路径？要知道，大家读的书，许多是名著，如韦伯等。匆匆看完，讨论班上去批一通，深化人家一下，这在中国老师看来算什么呢？轻说是强人所难，重说是对学术大师的不敬，或者是无知的狂妄。毕竟大家还是学生。但美国大学的讨论班上，这是人家对你常规的期待。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你不仅要理解书本，还要汇通其他学科的知识，挖掘自己的生活经验。一句话，把所有本事都使出来，创造一些别人没有的思想。

我开始上讨论班，非常紧张。当然这和开始时英语不好有关。我对自己唯一的要求，就是张嘴说话，别被吓住。但常常说话前5分钟，脑子里一片空白；说话后5分钟，脑子又是一片空白。后来才渐渐从一个边缘人物，变成了爱说话的主角之一。这一转折点，发生在James Scott教授主持的“农业社会”的讨论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