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春风得意地进了北大中文系，心里满得不能再满了。那时还没有商品化的冲击，选专业非常有理想性。理工科录取分数最高的是物理系，文科录取分数最高的是中文系。再看看系里，77级有陈建功等已经成名的作家，我们班有王友琴这样的高考状元。那时新文学初起，什么朦胧诗、伤痕文学等风起云涌；校园里各种诗社、文学社团也好不热闹。中文系本身就是个明星。一个小破中学里的“小屁孩儿”突然跳到北大中文系，自然有些飘飘然了。

不过，我生命的冲动却出现了变化。当然，我还是在青春期的生理亢奋中，还是把文学看成莫大的感情需要。不过，高中时，我受刚刚开放的社会风气的熏染，开始关心更广泛的问题，几乎每周都往西单跑，对政治突然有了兴趣。

我在政治上，本是个典型的“傻二”。举个例子吧。1976年周恩来、毛泽东相继去世，周围的人失声痛哭。我哭不出来。其实哭不出来也就完了。但我还生怕自己阶级觉悟或阶级感情跟不上人家，顿然产生一种道德自卑感，觉得自己人格低别人一头，否则怎么别人哭得那么伤心自己则没有眼泪？可叹的是挤眼泪的本事也没有。当时各种悼念活动不断，要在班上念稿子，化悲痛为力量等。但你总得先有悲痛呀！没有还不是说明自己品德太差？心里自卑，到了这些场合就要掩饰。我还记得一次在班里念悼念周恩来的稿子，我尽了最大努力做出悲恸欲绝状，但终于眼泪还是下不来，结果急中生智，马上装出在眼泪如雨的关头一下子控制住、化悲痛为力量了。至于效果如何，自己不知道，也不敢问在场的同学。总之心里对自己很讨厌：怎么这么没有阶级感情呢？！总之，这就是一个十四五岁孩子在那年月的心理状态。想想现在同龄的孩子，实在是为他们感到幸福呀！

我的政治意识，就是这个水平：没有独立思考能力，没有分析能力，相信主流意识形态，相信社会主义的无比优越，相信自己生在蜜罐里、天下还有三分之二受苦人。开放后，突然通过民间渠道看到那么多社会阴暗面，心里的震撼可想而知。震撼带来了愤怒，从愤怒中又产生绝望：中国怎么办呀？为什么中国会是这个样子？怎么才能改变？这种痛苦，渐渐取代了青春期的性压抑，成为精神发育的主动力。

也正因为如此，上了北大半年，范进中举的那股飘飘然渐渐没有了，人变得复杂了一些。刚上北大时周末回家和父母出门，妈妈总要让我戴上北大校徽，现在我则把校徽忘到了一个自己也找不到的地方。青春期的自我中心淡出，开始有了社会的承担。结果是对文学兴趣的丧失。文学本身当然非常复杂。但是那时对我来说，文学就是青春的热病，狭隘得很。心胸稍微开阔些，当然就另有志向了。记得那时在图书馆前的草坪上仰面朝天地躺着，看着满天的星星，想着那些星光是几百甚至上万光年前闪耀出来的、现在才旅行到我的眼中。我的一生，不过相当于一闪烁的星光微不足道的一段旅程，连沧海一粟也算不上！可我在这里干什么？我在学文学、儿女情长，所关心的不过是这宇宙瞬间中我这个渺小的存在--今年为这个女孩子要死要活，明天为那个女孩子要死要活。这样的日子，在这永恒的宇宙面前有什么意义？再看看这个苦难的国家，看看那么多人的生命如草芥般地消失，我在这里哼哼呀呀地对自己并不了解的女孩子单相思，还觉得一辈子就献身于这个专业了。渐渐地，我对文学反感至极，觉得实在是我这等少年不识愁滋味的青年无病呻吟、浪费生命的专业。

由此，我和文学分道扬镳了。那些喜欢纯文学的人评价最低的伤痕文学等，在我看来还有些意义，因为那揭示了社会。新诗几年内不知道有了几代，可是最震撼我的，还是最老的一代，比如北岛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等等。再有，我发现我是个毫无文学才能的人。比如和我下铺的同屋高远东比，实在感觉贫弱；只要他活着，我学文学就断无存在的意义。

当时转系是没有可能的。那还是计划经济时代，我们的专业早就被计划好了。不过，当时有个好处，中文系的学生素质比较高，特别是有一批大龄同学。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是同屋吴秉杰，他入学时已经32岁，大我14岁。他“文革”前本来已经考上了北大。后来因为读马克思的书太多，受了马克思批判精神的熏染，年轻气盛，当时对《北国江南》等毒草电影的大批判让他实在看不过去，就奋笔疾书，给《解放日报》写稿参加辩论，最后成了反革命，被赶到农村改造了十几年。另一位就是大名鼎鼎的高考状元王友琴，是和我交流最多的同学。她也是黑五类子弟，到云南插队，从那里以全国文科第一的身份进了北大。她当时给我一篇陈平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单一小农经济是中国长期贫穷落后的根源》，对中国的问题做了宏观的历史分析。现在看来是很幼稚的文章，但当时引起了我的思想地震。我意识到，我虽然不知道怎么改变中国，但至少可以把中国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原因搞清楚，而这个原因首先要从历史中找。我就这样决定学历史了。现在我以历史为职业，大概还是北大二年级时思想地震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