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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进留学生楼(2)

北大批判 作者:薛涌


可惜,大家行色匆匆,你一开门人家赶紧就抢先进去,连句谢谢也不会说。有的人还奇怪地看看你,好像你的行为有什么问题。这也使我对北大人感到有些失望:小小的校园,存在着两种文化。留学生楼就在校园的中心地带,和中国学生宿舍仅一两个楼之隔。可是,大家到留学生楼时就成了礼让的君子,回到中国同学的领地则马上又当仁不让起来。也许大多数同学平日不去留学生楼,眼不见心不烦。而我住在里面,每天要面对这两种不同文明的对比,并且无力改造我们中国人的世界。这当然有些令人沮丧了。

我和留学生交流最多的,就是住在隔壁的澳大利亚留学生。他的中文名字叫雷金庆,也是华裔,三十多岁,当时在研究中国思想史,在北大算是汤一介先生的交流研究生。他不去上课,就是要把书给写完,每天在宿舍打字。我只要留在宿舍,几乎就能听到隔壁的打字机的声音(那时还是前电脑时代,打字机也是在他那里第一次见)。

可以说,在北大四年,雷是对我的影响最大的人之一。我现在在中国提倡“反智主义”,应该说最早是从他那里得到的思想启蒙。当时“文革”刚刚结束,知识分子摆脱了“臭老九”的地位,全社会提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信奉“知识就是力量”,“提高知识分子地位”成了当务之急。我则更是受五四启蒙主义的影响,认为知识分子在知识上、思想上、道德上都是先知先觉,负有唤醒和教育整个民族的使命。怀有这样的救世使命的知识分子,几乎是唯一的能够超越个人利益、为全社会的福祉而奋斗的阶层。鲁迅就是这样一个道德榜样。上述这些信念,对我来说几乎是不容置疑的真理。见了雷,我也大谈自己未来改造中国社会的理想:先是参与塑造北大的精神;大约十几年,我们这些北大人就会不断占据社会重要的岗位。那时,我们就具有启发和改造国民的权力。中国会由此变个样子。

我自以为我把握着解决中国问题的钥匙。雷则非常不以为然。他从来不注重理论,观点非常平白:“你怎么觉得知识分子就那么靠得住呢?知识分子和一般人一样呀。他们一有机会,就会为自己谋利益。如果他们比其他阶层得到了最不受节制的信任,他们就会比其他阶层都腐败。看看中国古代通过科举上来的知识分子,难道他们不贪污、不腐败吗?他们恐怕比其他阶层更腐败吧。”我急忙争辩:“知识分子如果具有独立人格,就会摆脱现实的利益而追求知识和真理。

古代中国是个专制社会,知识分子不具有独立人格。而现代西方社会的知识分子有独立人格,就会不断为社会生产先进的思想,而不是追求个人利益。这就好像你以后到了大学当教授,难道不是为了追求真理吗?”他听了我的话又摇头又叹气:“我毕业到大学去首先是找工作,不是什么追求真理。你说的那些西方的知识分子,那些在大学教书的人,和别人没有什么两样。他们的职位首先对他们来说是一份工作。看看,大学的职位稳定,不会失业,每年只需要工作九个月,假期比谁都长。西方大学的教授,大部分还不是图这些?他们都想少干事多拿钱,而且为此也会做许多不地道的事情。怎么人多读了几天书,就在道德上和其他人不一样了呢?你这种话真要到西方去说,让人听了会笑死。这实在太天真了!”

我没有出过国,也不懂任何外语,在这方面自然说不过他,于是把话题转到中国:“中国的问题,不靠知识分子靠谁呢?如果不靠知识分子,你说该怎么办?”他摊摊手:“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以后怎么办我怎么会知道?我只不过读了几年书,研究过几个中国人而已。我看,中国的一个大问题恐怕是知识分子太具有垄断地位了。古代知识分子靠科举,有了许多特权,也产生了许多腐败。你说“文革”知识分子受迫害。其实那时谁不受迫害?主要是知识分子垄断了舆论,吃同样的苦但叫得比别人凶。现在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地位已经很高了。你看着吧,他们首先会给自己谋利益,把自己的日子弄好的。”

我们谁也说服不了谁。而且似乎都很讨厌对方的观点。但是,我们彼此不但很尊重,而且特别喜欢交流。毕业后,他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先后拿了教职,回来访问了几次,我们还都见面叙旧。后来我还采访了他,把他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看法总结了一下,以对话的形式刊登在《文汇月刊》上。那时他已经转向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了,其中还写过几篇批判刘心武的文章。我在《北京晚报》当编辑期间就认识刘心武,关系算比较熟,曾表示可以介绍他们认识一下。他则谢绝了。他说:“我从来都回避和被研究的对象见面。大家见面一吃饭,成了朋友,以后还怎么研究呀?那只能说好话了。”我说学者恐怕可以超越这些吧?他则说学者和一般的人一样,根本不会超越这些。知识分子圈子小,平常见面,吃吃喝喝,都是朋友。所以他们早就形成了一个利益集团。他则尽量待在这个集团的外面,希望由此获得一些客观性。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我越来越被他说服,开始对知识分子有了些反省,思考知识背后的利益。到了美国以后,我则更切实地体会到民主社会中一直有反智主义的传统,而这些传统虽在许多时候会有祸害,但没有这种传统则祸害更大。这也最终导致了我现在在中国提倡反智主义。和雷后来偶有通信,最终则基本断了联系。他现在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当教授。在澳大利亚应该是相当有地位的中国学家了。

可惜,虽然我在留学生楼学到了不少东西,也交了朋友。但是,我和两个美国同屋的关系则很快恶化了。

当时留学生宿舍的规矩是一个外国学生和一个中国学生一个屋。我进去时,因为房间少,成了唯一一个和两个留学生共用一个屋的学生。两位同屋都是美籍华人,一个姓刘,一个姓陆,和我大致同年。我来时他们很热情。不过宿舍的格局他们已经占好了。两个人都在靠里的位置一人占据房间的一端,中间用书柜、衣柜隔开,很有隐私性;屋子一进门的地方漫无遮拦,成为我唯一可占的地方。我当然并不介意。因为我在原来的宿舍床就摆在门口,现在的条件已经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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