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艾略特从哈佛校长的位置上退休，尽管他有自己看中的继任者，但最后成为哈佛校长的，是异常保守的洛厄尔。皮博迪对此异常振奋，希望艾略特的离任给哈佛带来新的精神氛围。

洛厄尔也出身于盎格鲁-撒克逊的豪门，是优秀的法学家。他对滚滚而至的移民，特别是从东欧等地而来的移民痛心疾首，认为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传统受到了威胁。他认为任何成功的民主，都是建立在种族、文化的同质性的基础之上。因此，在教育上，他信奉皮博迪的盎格鲁-撒克逊的理想，认为大学的目标是培养“全面的人格”（a well-rounded manhood），使学生在身体、灵魂和思想上都达到完美的境地。他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帝国的命运决定于年轻人的教育。”因此大学培养的精英必须在知识和社会层面都有强烈的凝聚力。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才能在于他们高度的自治的能力。这是其优越的政治传统之精华。当时牛津、剑桥还没有授予博士学位，在知识的创造上也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这些对洛厄尔来说都无关紧要。对他来说最为重要的是：牛津和剑桥培养的学生受过广泛通才训练，社会技能纯熟，能够充当社会的领袖。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他认为哈佛当时把研究院、职业学院摆在本科教育之上的倾向必须扭转。他对当时校内贫富学生隔离的居住状态深恶痛绝。当时“金岸”地区和哈佛院地区学生的隔离，已经超出了贫富的层面。因为“金岸”是盎格鲁-撒克逊白种清教徒富家子弟的天下，哈佛院则大多被贫穷的犹太学生占据，有一个宿舍竟被称为“小耶路撒冷”。这就破坏了学生之间文化的凝聚力。洛厄尔在1902年就以一个教授的身份给校长艾略特写信，称这样的贫富隔离会破坏哈佛的核心价值，使学生丧失基于平等的校园生活的民主感情，把那些富家子弟腐化为势利小人。为改变这一局面，他当校长后于1914年领导建设了4所本科新生宿舍，并在1931年到1932年间，终于建立了哈佛的住校系统（Harvard’s residential house system）。他深信，这样的宿舍系统将把来自不同阶层、地区的学生融合在一起，培养他们之间的亲和力。

在哈佛建立新的本科新生宿舍后，其他学校也纷纷效法。在20世纪20年代，耶鲁逐渐发展出自己的本科生寄宿学院系统，加州的波莫纳学院（Pomona College），也建立了本科生学院制。不过在20世纪40年代和20世纪50年代，本科生学院并无长足发展。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有44所本科生学院创立。最大规模的是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ta Cruz），用住校的学院作为基本的大学组织单位。牛津、剑桥的本科生寄宿学院制，再次成为美国大学发展的样板。

自19世纪末以来，美国大学急剧扩张。从1870年到1940年，美国人口增长了3倍，但大学生人数增长了30倍。1900年，美国有977所大学，不到24万学生。1920年，大学数量达到1041所，学生人数将近60万。到1940年，有140万学生在1708所大学读书。“二战”后，由于“退伍军人法案”的实施，许多本来没有钱接受高等教育的普通退伍兵获得了免费上大学的机会，刺激了大学的扩张。到了1964年，婴儿潮的前锋到了读大学的年龄，结果有530万大学生在校就读。这也怪不得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校园政治在美国有那么大的影响。

大学的这种扩张，一是因为科技的发达，一是因为人口的增长和教育的普及。因此研究性大学和本科生寄宿学院制大学，成为塑造美国大学发展的两种重要理念。如《经济学人》在其“世界大学概览”中指出的，美国大学的优异在于其没有一个系统。因此，我们很难用一两个概念概括美国高等教育的成就和经验。不过，以哈佛、耶鲁、普林斯顿为代表的精英大学，普遍采取住校制。以耶鲁为例，所有本科生被分配在12个学院中。这样每个学院就成了几百个学生同吃、同住、同学的小世界，有利于学生之间的互动。大学本科的头两年都要在寄宿学院度过。而大部分学生，整个4年都在学院中住宿。每个学院有一个住院的院长，叫“Master”。另外有若干住院的教授。许多教授的办公室，也不在本系，而在学院中。另外，各学院还安排“学院讨论班”，下午和晚间在学院举行，每班最多18人，写作讨论班则限制在15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