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为无神论的人本主义放弃对事物深处的探索，而热衷于形式主义，这些在前面已叙述过。

    汉代高官的自杀已成为形式化。无论自杀还是形式主义，它们都是相同的无神论的主根处长出的树木，枝叶互相连接。

    没喝下药物的王嘉，果真认为自杀违背形式主义吗？我认为不是这样。当他叫喊：“应伏刑都市，以示万众”时，其实想采取其他形式。结果，他不是在大庭广众面前伏刑，而是在狱中绝食吐血身亡。这是一种变形的自杀。

    武帝在位54年间，获罪自杀的高官有丞相李蔡、青翟、赵周及御史大夫赵绾，除此以外，还有张汤、王卿、景胜之、商丘成。三位丞相和五位副丞相都是“有罪自杀”的。

    高官不被处刑而自杀已成为传统的形式。可武帝对这种传统略加修改，他杀窦婴，将刘屈氂处以腰斩之刑，将公孙贺关进监狱致死，这三人都是丞相。不过，窦婴在赵绾等人推进儒教化进程时任丞相，被罢免后又过数年，窦婴在与田蚡的权力斗争中败北，故不属在任死刑之列。

    总之，三位丞相是被杀，三位丞相是自杀。在武帝治世历代丞相13人中，竟有约半数死于非命。

    《汉书·贾谊传》中，文帝时代贾谊上奏曰：“为培养臣下之节义，遇之以礼。”这种建议被采纳。

    “是后大臣罪皆自杀不受刑，至武帝复入狱自宁成始。”

    书中有这样的记载。

    宁成的身份为九卿，头发被剃后遭受戴枷之刑，这在前面已讲述过。

    刑不上大夫的形式，被武帝打破了。只要掌握人的力量就没有办不到的事，就连狂暴的黄河水也被征服了。——过于相信这种人的力量酿造出人本至上主义，但并非所有的人都拥有无限的力量。圣人或者皇帝(在古代两者合一)才会被赋予无限权力。汉代武帝是这种极端人本主义者，换言之，亦可说皇帝的人本主义的权力化。

    连人本主义酿造的形式化东西，也可由人的力量所粉碎。圣人、圣王以及同等的皇帝均握有巨大的权力，他们要行使这些权力。

    据说，年轻的武帝有一种使命感。他一定认为如像黄老之说那样，一切顺从无为自然，那岂不是将重要能量藏而不用。

    在中国，从古代就有人本主义的倾向，儒教对此点特别强调，对鬼或神等要敬而远之，这是孔子说的，他只相信人的力量。

    可是过于重视人的力量，这种力量也会对人本身带来恐惧感。最为可怕的是，这种巨大的权力集于皇帝一身而使他为所欲为，倘若帝王恰好是圣人时尚可，但事实往往并非如此。在霸王辈出的时代出现制约帝王的思想，也是理所当然的。

    这就是孟子，他说：“人为贵，社稷次之，君主为后。”这是制止皇帝的人本主义，也与容忍革命的思想相连接。

    武帝以后，由于儒教的影响，人本至上的色彩更加浓厚。与此同时，形成了极端人本主义，健全和强化了皇帝的权力体制。武帝采用儒教形成了皇帝独裁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也埋下革命思想的炸弹。

    武帝登基后六年，笃信“黄老”的窦太后去世。毫无疑问，大汉帝国的儒教化进程可以公开推进了。

    将全部权力集身于一人，是维持这种体制的皇帝的人本主义。另外，为了恢复被压制的人性，企图粉碎体制的则是人民的人本主义。——这两种人本主义将神灵束之高阁，延续两千年点缀着中国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