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地名的背后，埋藏了太多不为人知，无法为人道的故旧过往。我们沉默着,但我们不平静。

陪父母回了山西。没有见亲友们。来去匆匆，我只是在条件日益简陋的家里写字。

末了的几天，陪他们去了太谷和榆次。    

太谷，是妈妈生活了十年的地方。    

她在那里读完了中学和大学。和她一起走进那个校园，于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学校；于妈妈，却惊心动魄。1964年的大学生，离开以后没有再回来过。她再三地看，认出只有小树林和外国专家楼还是当年的情景。    

太谷的老城，城楼和白塔还在。道路狭窄拥挤，饭馆很破旧，孔祥熙的老宅也荒凉了。父亲叹道，太谷曾经是他们这些乡下少年的城市，那是要走很远才能看上的新奇大都会。而今，黑漆大门、青砖马路都荡然无存了，矗立起来的是各个时代混搭在一起的新旧建筑，看不到一点规划。    

妈跟我说，太谷离清徐有 20里地，每周末她都要独自走个来回。途中有一条小河，河水湍急，冬天冰冷刺骨，她胆子小，身体弱，过河的时候被急流冲得要侧身走。可她还是风雨无阻。以至于老了以后，落下腿寒的痼疾。我问她，那为什么还要每周都回去呢？    

妈轻轻地说，想我妈啊。    

来到妈妈的中学，她向 90年代以后出生的在校生询问，才知道那些在她记忆里鲜活数十年的平房校舍，早已夷为平地。阔气的雕塑，名家的题词，时尚的体育场，砌出省重点的今日模样。    

妈妈站在校门外，没再进去。    

她告诉我，梦里常常会想起的那些老房子，那些街，现在都不存在了。曾经教过妈妈的老师，在校园里，也成了雕像。妈妈最好的朋友，还在这所大学，留校任教，种种不甘，最后和自己的生活妥协。    

记得我们初回太原时，她曾到北京求医，找到妈妈，两个中年的女人搬着小板凳在我们屋后的林子里畅谈了四个小时。那是久别后的唯一一次重逢。那个阿姨说，她是类风湿病，很重，唯一的心愿就是去看看北京。   

后来，阿姨从北京回到太谷，病竟好了。这一次，我们就在阿姨终老的所在流连探访，但妈妈却没有去看她。妈在教务处的门口遇到了一个老师，打听了阿姨的近况，知道她很好，就心满意足了。我是多么地理解她呀。不必惊扰。悄悄问省。   

其实，太谷还有我们的一位亲人，燕儿姐姐。她是我亲姑姑的女儿。姑姑去世的时候，父亲 12岁。后来历经分家风波，父亲随奶奶去了太原。姑父很快另娶。燕儿姐姐和父亲就这样生分了。我们回到太原时，燕儿姐来看过父亲一次。他们相差12岁，我和姐姐相差近 30岁。   

血缘这么近，大家却如此陌生。那次会面，父亲和姐姐说过什么，我几乎毫无印象。燕儿姐姐在新华书店上班。现在也该退休了。去看姐姐吗？父亲摇了摇头。我们路过新华书店的时候，父亲伫立良久。近乡情怯。这话是谁说的啊。    

车行太长高速。所有遥远的心理距离被量化成微不足道的路程。清徐7公里，榆次30公里，太谷60公里，祁县80公里，平遥 100公里。这些地名，在外省人心里激荡不起任何涟漪的普通地名，在我们的眼睛里，车窗外，镜子当中，一一掠过。    

那些地名的背后，埋藏了太多不为人知，无法为人道的故旧过往。我们沉默着。但我们不平静。    

回到我的太原，我曾经生活过 6年的故乡，很多参照物、路标已经不见了。新的一代在新的市景中巧笑嫣然。那已不是我们熟悉的地方了。其实，舟行岸移，剑落入江心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不能再寻 回来了。刻舟求剑，那只会惘然，无所得。    

若我要回乡，就静静地在这心里回想，那就都寻回来了，它们，永远历历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