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政治局会议的同志讨论毛泽东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并根据各自不同的情况作了发言。
　　
　　刘伯承于一月七日在会上作了发言，除赞同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外，还针对未来渡江作战和全国胜利着重讲了四个问题：
　　
　　（一）前年我们跃进式的进军（指挺进大别山）是品字形的中央突破，这次渡江是一字长蛇阵齐头并进。在最后胜利时，稳健地集中使用兵力，真正讲起来是最快的。
　　
　　（二）开辟新区的组织问题。在未出动前最好即有一套地方党政及军区的配备，这是马上得天下，马上治天下。实行军政府、军事管制。
　　
　　（三）正规化。现在是转变关头，如何正规化，如何着手，看来只有首先从司令部着手，只有加强司令部才能组织战争。
　　
　　（四）野战军与后方问题。毛主席说过“补充在前线”，现在又提出“加强后勤工作”，这是不矛盾的。补给主要并尽可能取给予前线，但完全解决人力、物力、财力问题，还必须靠后勤。这次一百七十万人南下江南作战，没有后勤，没有财政是不行的。
　　
　　刘伯承的这四条意见，是他对渡江战役及夺取全国胜利的总体构想，为党中央、毛泽东对未来的决策提出了可资参考的战略意见。
　　
　　同日，罗荣桓也作了发言。首先，他分析了全国未来的战争形势，认为“结束平津和淮海战役后，再在西安、平汉路战役取得胜利，就基本上打倒国民党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战争结束。因为武汉、西安之敌可能南撤，退至两广和云贵川，需要渡江以后再打，还要做好美军干涉的准备”。同时，他还如实地报告了东北野战军中的主要思想倾向，感到“要取得全国胜利，将革命进行到底，必须破除在干部中存在的偏安思想和轻敌情绪，在大军南下的时候，要继续反对无政府无纪律倾向，做到高度的集中统一”。最后，他向中央建议：为了南下作战，应设立铁道部，“迅速修复津浦、平汉、陇海几条铁路干线；同时要修好公路网，搞好粮食运输和加工。为了便于识别，各个野战军服装颜色应该统一”。他还建议：“在南下以后，新解放区的地方军区干部由主力抽调；地方干部则可由较近的解放区抽调，区干部不宜离家太远。”
　　
　　罗荣桓上述意见都得到了中央的采纳。
　　
　　一月八日，刘少奇在会上发言，除去赞同毛泽东代表党中央提出的《目前形势和一九四九年的任务》而外，他集中谈了要学会管理城市的问题。他说：“现在许多地方搞得不好，应当训练大批工人运动的骨干，甚至举办像抗大那样的学校，对他们进行系统的教育和宣传，以及各项政策的教授。各城市快要到我们手了，在乡村靠贫雇农，在城市靠工人，要依靠无产阶级联合一切居民。”同时，他还对城市生产和经营的统一管理等问题，代表党中央提出了原则性的指导意见。
　　
　　同日，周恩来也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认为：随着全国胜利的即将到来，怎样将原来长期处于分散状态的各解放区工作统一起来，已成为一个突出问题。要准备成立中央政府，首先就要妥善解决集权和分权的关系。他从实际情况出发，主张集权与分权要适当，在过渡时期不要做得太急，并提出先解决如下几个统一：预决算大体统一规定，各区提来，中央审核；银行发行权要统一，以便统一管理军费、供应和控制物价；兵工厂统一计划统一分配；军需生产统一计划，分担任务；铁路提前集权，由中央管。至于出口贸易，只统一计划，业务由各区分担；各区之间的相互贸易，中央不过问。事后追论：周恩来的上述发言，已经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各种关系初步立了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