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数度折冲，最后请出政坛耆宿、法律权威王宠惠出面解释法律条文，才迫使蒋介石同意在文告中恢复本来面目。晚九时，“中央社”将文告重新播发。对此，太子蒋经国十分不满，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父亲于下午四时零十分乘机离开首都南京，飞往杭州，驻节笕桥空军学校，晚间同我们在楼外楼吃饭。回校后，张岳军先生由南京来电话，说李宗仁认为宣言中以中常会改正之点，未明出处，须加修正。并将父亲手拟之“既不能贯彻戡乱政策，以奠定永久和平”数语，亦一并删去。李宗仁等并谓：如不照此改正，则将不签名联合宣言，以此相胁；李之态度，转眼判若两人，并盛气凌人，与缺乏政治风度，殊属可笑。
　　
　　李宗仁虽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挽回了面子，但当他再独自瞻念前途之时，又有着不寒而栗之感！接着，他又条件反射似地发出这样的自问：“我将如何行使总统赋予的职权呢？蒋某人又会从什么地方与我作梗呢？……”
　　
　　啊！没有当过皇帝的平民百姓，经常把当皇帝作为人生最高的追求；然而平民百姓哪里会晓得，业已登上九五之尊的历代皇帝，尤其是末代皇帝或败亡的君主，也必会想到脱去身上的龙袍，做一个普通的庶民更好。这就是人生悲剧的根源之一。而李宗仁呢，却是一位自己争来的，而且还有几分自信能扭转乾坤的末代总统。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人生悲剧是自己争来的。换言之，他这位末代总统的苦恼也是自己争来的。这就是所谓的李宗仁现象：为了名份，不惜一切手段，也要登上明知呆不长的九五之尊！
　　
　　李宗仁很快找到了应有的感觉，用他自己的话说：“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然而从何做起呢？多年之后，他写道：
　　
　　我当总统之初，有三种任务紧迫眉睫。其一，为着结束内战，我不得不诚心同共产党人举行谈判，以求和解；其二，我不得不阻止共产党人渡过长江，以求得体面的和平。同时，我还必须巩固内部的团结，实行民主改革，以便重得民众之支持；其三，我必得寻求美援，以制止通货膨胀，物价狂涨，因通货膨胀实在比共产党之威胁尤大。
　　
　　李宗仁积多年政坛经验深知：一个为蒋介石挑选和效力的内阁，是不可能听任他的指挥，更不会操办上述三件大事的。为此，他决定准许孙科内阁总辞职。但是，当他挑选忠诚于自己的内阁成员的时候，方才发现在桂系之中竟然找不出合适的人选来！换言之，他还必须从蒋氏集团中进行筛选。恰在这时，有小诸葛之称谓的白崇禧向他荐贤：由张治中出面组阁。李宗仁认为张治中不仅和中共要人毛泽东、周恩来等有着渊源流长的私谊，而且与蒋介石的交情也非常人所比。在李氏看来，更为重要的是，张氏明确表示蒋介石下野，力主和共产党重开和谈，以挽国难于既倒。因此，他认同了张治中组阁的方案。
　　
　　然而出乎李宗仁所料的是，张治中“审时度势，纵观全局，深感无能为力。再加上他和蒋介石的特殊关系，遂谢绝了李宗仁的好意”。同时，张氏作为国民党中主和派的领袖人物，出于一种历史责任——或为人的道义，又向李宗仁陈述了自己的意见：“最好把孙夫人（宋庆龄）和李任潮（李济深）请出来，先行改组政府再和谈。你能请到孙夫人任行政院长，李任潮先生负责党务，一定可以一新耳目，振奋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