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和谈，李宗仁又再次想到了这样的现实：此次吁请重开国共和谈，虽非作城下之盟，但其和谈的主动权是操在胜者共产党人的手里。换言之，无论他如何表白对和谈心诚意坚，共产党人在未达到军事和政治目的之前，是不会休兵罢战和败者举行真正意义上的和谈的。为此，他又想到了寓居上海的宋庆龄、章士钊、颜惠庆、黄炎培、罗隆基、张澜等社会贤达和知名的民主人士，他清楚这些人不但是举足轻重的贤者，而且他们大多数人都和中共领袖人物毛泽东、周恩来等有着久远的交往，有的还私谊笃深。如果能让他们为促成和谈有所动作，这也不失之为一条捷径。请谁作为自己的代表，赴上海游说这些社会贤达和知名的民主人士呢？他想到了邵力子。
　　
　　邵力子早年留学日本学新闻，与于右任在日本办《神州日报》的时候加入同盟会。五四运动之后，他和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共最早的一批党员。黄埔军校成立之后，出任秘书长，从此和蒋介石共事。不久退出共产党，一直在国民党中任要职，但与共产党人仍然保持着十分友好的关系。解放战争期间，他公开反对打内战；蒋介石召开国民大会，他拒绝参加选举；在蒋介石下野前后，他又为国共重开和谈积极奔走。为此虽遭蒋介石忌恨，但热爱和平的民主人士却赞誉他为“和平老人”。李宗仁认为如能得到邵力子的支持，不但有利于重开和谈，而且还能把这些社会贤达团结在自己的身边。他向黄启汉、刘仲华交待完北上的任务之后，遂又约见邵力子先生。
　　
　　邵力子支持李宗仁出山主和，但对李宗仁能否完成这一艰难的历史使命存疑；他赞成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可他的处境又不允许他公开拥共，只好过着“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危险日子。当他听说李宗仁请他出任首席和谈代表后，他认为这是结束两面人生的极好机会，内心是高兴的。但是，他还是对专访者说：“国共双方过去有多年的裂痕，这次战争又如此之残酷，而最近双方的表示，距离也是很远，所以我感到这次的使命十分困难。但是和平，实在是很需要的。……政府派我为代表，我当然义不容辞，不过要我作首席代表，则无论我的才干和精力，都是担任不起的，所以已向孙院长请辞。”
　　
　　李宗仁深知邵力子说上述这段话的苦衷，见面后，仅仅提出请他和甘介侯赴上海，吁请知名的民主人士为和谈有所赞助。对此，邵力子当即说：“为和谈大事，我愿积极奔走。明天，我就赶赴上海，挨门挨户拜访，求其早日完成付托。”
　　
　　李宗仁听后深为感动，遂对邵氏表示真诚的感谢。然而，他为了向中国共产党作出有别于蒋介石的表示，又以代“总统”的名义饬行政院实行如下七项和平措施：
　　
　　（一）各地“剿总”一律改为军政长官公署；
　　
　　（二）取消全国戒严令；
　　
　　（三）裁撤“戡建总队”，归国防部另行安排；
　　
　　（四）释放政治犯（含释放张学良、杨虎城）；
　　
　　（五）启封一切过去“戡乱”期间抵触“戡乱”法而被封闭的报刊、杂志；
　　
　　（六）取消特种刑庭，废止特种刑事条例；
　　
　　（七）通令停止特务活动，对人民不可非法擅自逮捕。
　　
　　李宗仁在签发七项和平措施之后，认为自己为重开国共和谈是用了心、尽了力的，故又生出一种良心的平衡感。诚如前文所述，由于他认为自己所倡行的和谈，是败者向胜者主动言和，因此，他又底气不足地发出了这样的自问：“毛泽东是如何看待我主动求和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