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句话的意思是清楚的，国民党历来是以党为核心，党权至高无上。蒋介石即使不再继续担任总统，依据党章，李宗仁这位代“总统”执行的政策和措施，仍然必须经由国民党中央常委审议，最后交由党的总裁蒋介石核准。从某种意义上，国民政府的“总统”是个牌位，国民党的总裁才是握有实权的主宰者。对此，李宗仁是估计不足的。
　　
　　另外，蒋介石为了做到“以党控政”——以溪口为中心指挥南京，他预先派蒋经国等返回溪口，架设天线，布置通讯网，为蒋介石退居幕后预作部署。另外，蒋氏虽然回到了故里溪口，但他那多如牛毛的耳目依然留在南京，从四面八方紧紧地包围着李宗仁。李的一举一动，乃至于有哪些人进出李氏的傅厚岗官邸，远在溪口的蒋氏都了如指掌。再者，李宗仁原系行伍出身，在政坛，尤其是在国民党的上层是没有什么根基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虽然业已出任代“总统”的职位，可他的班底却是全盘接受了蒋介石的人马，这不仅可以制肋李宗仁重开和谈，而且李氏的所有行为都在蒋氏的掌握之中。对此，李宗仁事前是不曾估计到的。举例说：
　　
　　蒋介石通电下野之后，孙科例行向代“总统”李宗仁请辞行政院院长之职。当时，李氏慰言相留，孙氏很自然地通过电话向坐镇溪口的蒋介石报告，在获得蒋氏的恩准之后，孙氏继续长行政院。但是，事过一天，李宗仁又恳切地商请张治中组阁，被张婉拒，这消息又很快通过电话传到在溪口的蒋氏的耳朵里。蒋氏一方面肯定张的答复，另一方面蒋氏认为可以借此挑起孙科和李宗仁的矛盾，遂把李氏商请张治中组阁的消息通报给孙科，这就引起了孙对李忌恨。结果，孙科这位行政院院长就很自然地听命于蒋，而拒于李。由此又引起了“总统”府和行政院之间的“府院之争”。当李宗仁把上任后的所谓“七大和平措施”送抵行政院后，他们表面上都接受，仅仅是不同意取消戒严令。实出李宗仁所料的是，行政院的发言人竟然背着他这位新上任的代“总统”，公然作出声明：“开释政治犯与戒严法系属二事，触犯戒严令不能成为政治犯。戒严法所规定之事项，无一为政治犯性质。在戒严地区负责当局，为维持治安与秩序起见，自应按照戒严法办理。”
　　
　　李宗仁毕竟不是一位政治大家，他仅仅看到“府院之争”是他与孙科当年竞选副“总统”矛盾的继续，没有想到“府院之争”的后边，还有蒋介石“以党控政”在作祟。因此，他天真地认为：行政院是“总统”的办事机构，如果孙科想遏制自己推行重开国共和谈的主张，他就明令解散行政院。也许是这件事情刺激了李宗仁的自尊心，使得他在未征得党的总裁蒋介石的同意，也未和行政院院长孙科协商的情况下，遂于一月二十七日以个人的名义正式致电毛泽东。
　　
　　对此，远在西柏坡的毛泽东是了如指掌的。为了借戳穿李宗仁假和谈之机，进一步加剧蒋介石与李宗仁的矛盾，一方面，由周恩来于翌日——二十八日起草致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吴克坚电：向尚在沪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张澜、黄炎培、罗隆基等说明，应坚持李济深等五十五人于一月二十二日声明所坚持的立场，“以便实现真和平真民主”。同时，毛泽东阅后又在该电上有意加写了这段话：“望要刘仲容（与毛泽东有着很好的私谊）即去告李、白绝不要相信蒋介石的一套，桂系应准备实行和蒋系决裂，和我方配合解决蒋系，才能在人民面前和蒋系有所区别。”另一方面，毛泽东又于同日商请远在沈阳的李济深给李宗仁写了一封信，指出“吾兄如真有和平诚意”，即全部接受中共主席毛泽东先生所提之八项条件，“方有和谈之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