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初期，无论是斯大林力主与德国签署的一些协议，还是要中国共产党派出不多的红军东进，全力牵制日本的北进政策，都是以苏联自身利益为转移的。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在苏联的西边——东欧建立了七个社会主义国家，不仅拱卫着苏联的安全，同时还可以抗衡以美、英、法为首的西欧国家；假如具有四亿八千万人口的中华民国覆灭之后，能够重生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这无论是对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阵营而言，还是对苏联自身的安全来说，都是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的。但是，这一切的一切，都取决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将建设一个什么性质的新中国。
　　
　　可以肯定，此次斯大林派米高扬的西柏坡之行，是负有这样的特殊使命的！对此，米高扬也直言不讳地对毛泽东说：“我们是受斯大林同志的委托，来听毛泽东同志的意见的，回去向斯大林同志汇报。我们只带着两个耳朵来听的，不参加讨论决定性的意见，希望大家谅解。”
　　
　　毛泽东作为一代战略大家，他不仅清楚斯大林心中的一些疑虑，而且也知道斯大林寄予新中国最为迫切的希望。自然，毛泽东曾数度提出访问苏联也是有他的想法的。其中有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要向斯大林解释中国革命的性质，解除斯大林的存疑，进而在冷战笼罩的世界之中确立新中国的地位。所以从某种意义说，斯大林与毛泽东的视角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或许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毛泽东十分重视这次以自己为主角的会谈。他在泛泛地介绍了解放战争进展的概况之后，遂就围绕着夺取全国胜利和建立新中国的问题，系统地讲了中国共产党的意见。据史记载，毛泽东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即将建立的新中国的性质、形式、组成和名义等内容。对此，时任翻译的师哲作了回亿：
　　
　　首先，这个政权的性质简括地讲就是，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而究其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不过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称为人民民主专政更为合适，更为合情合理。
　　
　　其次是它的组织、它的成员问题。我们认为，它必须是个联合政府。名义上不这样叫，而实际上必须是联合的，有各党各派、社会知名人士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现在中国除共产党外，还有好几个各色各样的民主党派，有的已同我们合作多年了。虽然他们的力量不算强大，人数也不多，他们在工农群众中或武装力量中没有什么联系和影响。但他们在知识界、海外侨胞中有一定的影响。我们准备继续团结他们，照顾他们，给他们在政府部门的各个岗位上留下一定的位置。但国家政权的领导权是在中国共产党手里的。这是确定不移的，丝毫不能动摇的。
　　
　　毛泽东的结论是：即将筹建的新中国，“虽然政府的组织形式与苏联、东欧国家有所不同，但其性质与宗旨仍然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将来的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斯大林的疑虑。
　　
　　接着，毛泽东讲了关于胜利后恢复生产和经济建设问题。他说：“中国连年战争，经济遭到破坏，人民生活痛苦。战争一旦结束，我们不但要恢复生产，而且要建设崭新的、现代化的、强大的国民经济。为此，必须要有正确的政策。”在毛泽东看来，国家建设这个课题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生疏的。怎么办呢？他明确地告诉米高扬：一，我们是可以学会的；再是苏联走过的道路可资借鉴。结论：中国经济建设工作的发展可能会快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