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蒋介石讲了他在日记中所做的这段检讨：“此次失败之最大原因，乃在于新制度未能成熟与确立；而旧制度先已放弃崩溃。在此新旧交接紧要危急之一刻，而所恃以建国救民之基本条件，完全失去，是无异失去灵魂，焉得不为之失败。”
　　
　　接着，蒋介石又对所谓本党改造方案，特加研读。他从三民主义理论到社会实践，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最后，他讲了如下这段话：“一切以组织为主，纪律为辅。故组织应在纪律之先。组织的对象：第一为人，第二为事和物（包括经费在内）。至于干部训练与重建之方针，必须陶冶旧干部，训练新干部。其基本原则：（一）以思想为结合；（二）以工作为训练；（三）以成绩为黜陡。”
　　
　　张群等人听后感慨万端！对此，蒋经国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几句所谓体会：“这是失败基因的深刻检讨，亦是重整革命的正确方针；我们必须随时随地、至诚至谨加以领略，服膺与力行。”
　　
　　世人皆知，蒋介石绝对不是一位理论家，他一生的聪明全都用在“权谋”二字上了！上述的文字，只是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力拔地兮的楚霸王，在他演出别姬戏的时候也会发出这样的自问：“我为什么会走到这步田地？”我们权且不论蒋氏检讨的正确与否，就说在这瞬息万变的国情大势之中，又怎能容得蒋氏去自我检讨呢！因此，他捱过除夕之夜，就电令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立即飞来溪口，秘密召开军事会议。
　　
　　一月三十一日，也就是毛泽东在西柏坡迎接斯大林的特使米高扬的时候，蒋介石向飞来溪口朝圣的三位爱将发出指示：只和不战，国家必亡。换言之，只有战，才能和。为此，“将长江防务划分为两大战区：湖口以西归白崇禧指挥，总兵力为二十五万人；湖口以东，归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指挥，总兵力为四十五万人。以上海、松江地区为防务中心，重点防守上海与杭州三角地区，而对南京地区则不设重防。”蒋氏作如此军事部署是有着一本内心帐的，那就是“待将上海之金银与美钞运抵台湾后，再放弃华东、华中，转而退守台湾，并于西北、西南地区继续抵抗”。自然，他对这三位爱将的要求是：誓守长江防线到雨季到来之前，坚决做到划江而治的政治局面。
　　
　　为此，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公开发表谈话，宣称中共如要渡江，本人“决以全力保卫”，并称“江防严密，绝无疏虞”。对所谓扰乱秩序者，“决依戒严法令，严于惩处”。
　　
　　正当蒋介石在溪口紧锣密鼓地筹谋长江防务的时候，南京发来密电：李宗仁为筹组“上海和平代表团”已由南京飞抵上海。蒋氏听后漠然一笑，不阴不阳地说了一句；“那就让李德邻去行使他的代总统的职权吧！……”
　　
　　李宗仁为什么要筹组“上海和平代表团”呢？起因是黄启汉自北平飞返南京之后告之：关于南京提出的要求解放军停止进攻的问题，叶剑英未作正面答复，只说向中共中央反映。这对李宗仁而言，无疑是有些失落感。为了继续“敲和平之门”的同时进一步试探中共对“和”与“战”的态度，他决计筹组“上海和平代表团”赴北平访问。几经努力，所谓的“上海和平代表团”筹备就绪，代表人选暂定为颜惠庆、章士钊、邵力子、江庸和甘介侯五人。对此，黄启汉认为“和平之门”是开着的，根本不需要敲；甘介侯却认为是来一个宣传“攻势”，制造舆论，对促进和平是大有好处的；黄启汉听后认为这近似虚张声势，不是诚心诚意寻求和平的应有态度；邵力子以黄之见为然；可是，李宗仁认为此举还有一个“联共压蒋”的政治目的，故还是做了决定：“让代表去吧，至少没有妨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