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待要周到，谈话要恳切。谈话以叶剑英负主责。林彪、罗荣桓、董必武、聂荣臻等四人都应和他们见面。……如他们愿意和北平民主人士谈话，你们应允许和介绍……傅作义、邓宝珊和他们见面，应允许。如他们想单独谈，不愿我们的人参加，我们亦可不参加……如他们要求到石家庄和中央的人见面商谈，你们应允许转达中央请求……谈话时应强调八条，特别是第一条。
　　
　　由于毛泽东在审阅、修定这份文件之前，刚刚处理完杜月笙等提出的南北通航问题，他为了回应代表团成员江庸提出的通邮等事，遂又在此电的末尾加写了这段文字：
　　
　　对南北通船、通航、通邮、通电四事，你们应表示关切。津、沪通船现已开始，北平通电未停，天津亦可恢复通电，平、津民航及通邮，均可考虑恢复。估计彼等对此四事，必感兴趣。
　　
　　毛泽东为什么选择叶剑英负责接待“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四位成员呢？首先，叶剑英是北平市市长，理应尽地主之宜；其次，叶剑英早年跟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后在黄埔军校任教，与邵力子等人稔熟，由他出面欢宴这四位年长的贤者比较合适。由于邵力子等四人乘坐的飞机在青岛出了点事故，致使“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于次日——二月十四日下午五时安抵北平机场。叶剑英等奉命赶到，给予热情欢迎和接待。
　　
　　翌日——二月十五日，北平市长叶剑英、副市长徐冰到六国饭店拜会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及黄启汉等，相互之间进行了朋友式的交谈。是日晚，叶剑英设宴款待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全体成员。林彪、罗荣桓、董必武、聂荣臻、陶铸、戎子和等出席作陪。同时，应邀出席的还有傅作义、邓宝珊等起义将领。叶剑英在与颜惠庆等人的谈话中，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表明中共对和谈的诚意，“强调坚持八项条件的必要性，并指出第一条战争责任问题必须区分清楚，战犯名单并非不可改变，并以傅作义为例”。
　　
　　颜惠庆是我国政坛耆宿。早年留学美国，获文学学士学位；旋即回国，是清朝第一次应试中的译科进士。从此步入政坛，官运亨通，自袁世凯的内阁总理大臣，一直到北洋政府总理、外交部长、交通总长以及驻外国大使，他几乎都任遍了！这次，又是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中的长者，所以他第一个代表同行者发言，大意谓：“希望不要拿他们做谈判代表，他们真心想做共产党的朋友，衷心希望中共成功，但不要操之过急，提出可否将战犯一条移后一点。”最后，他很坦然地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让我说句心里话，中共调子唱得太高了。”
　　
　　在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中，章士钊从年龄到社会地位，都是位尊第二了。他是湖南人，早年从事反清革命，是当时很有些名气的《苏报》主笔。但是在这期间，他拒绝参加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后出任北洋政府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一度成为北京学生攻击的重点对象。史家一提到女师大学潮、“三一八”惨案，都少不了要评说章士钊几句。有意思的是，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的挚友，同时还帮着毛泽东筹措巨资支持湖南籍的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再加之他又是上海滩有名的大律师兼杜月笙府上的客卿，说话是颇有些影响的。因此，他接着颜惠庆的话茬引发开来，略谓：“现在是楚汉之争，桂系正起着当年韩信那样的作用，韩偏楚则汉不能成功，争取桂系实属必要。”接着，他又明里暗里告诫中共，“中共的所作所为，不要让人害怕，不要逼走桂系，更不要逼得美国武装日本来对付中共，进而引起外国干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