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在1996年就加入了九三学社，身为一名民主党派成员，有责任也有义务结合本职，为有效解决上述问题作出应尽的努力。

为此，从2004年起我便开始留心“积累”阻碍信访工作开展的各种因素，包括对信访工作重要性认识的不足，认为抓信访太牵扯精力，影响抓经济建设，把信访工作与经济发展对立起来；认为上访群众都是“刁民”，对他们采取哄、拦、卡、压的办法，把政府机关与人民群众对立起来；认为信访工作只是信访部门的事，推给信访部门处理便一了百了 ，导致群众“信大不信小”、“信访不信法”，久而久之把一些本不会上访的群众“培养”成“上访专业户”。

特别是政策因素给信访工作带来的难度尤甚，个别政策的制定脱离实际、远离群众，造成了群众对政府的不满；对新政策出台后可能出现的情况预见不够、准备不足，造成政府工作被动、形象受损；政出多门、口径不一，导致操作困难，群众不满；执行政策不及时、不到位，损害了部分群众的切身利益,等等,这些都为后期撰写提案奠定了基础。

化解社会矛盾应与城市发展“齐头并进”

随着时间的推移，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促使我建立社会矛盾“大调解”机制的设想越发清晰而坚定。

2007年年初，九三学社中央推出七个调研课题，向全国各级社组织公开招标，为这件提案的出炉提供了契机。

九三学社大连市委组建了由我担任组长的课题组，从知情选题、新颖立题的角度，提出了《构建化解社会矛盾，建立社会矛盾“大调解”机制的分析与研究》

这一课题，确定了课题的调研方向和撰写框架，在九三学社中央一举中标。

我们给调研报告定出的基调是：既要立足前瞻性，更要具有可操作性，设置的调研思路全部从问题进入。

诸如为什么伴随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新的社会管理制度和措施相继出台，还会有新的社会矛盾纠纷大量发生？为什么司法行政机关不断解决纠纷，但往往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矛盾又接着产生，各级机关长期处在疲于应付的状态？

为什么目前从中央到地方先后成立了解决群体事件应急机构，司法机关也扩大了受理范围，行政机关健全了复议、信访等纠错机制，却仍然不能彻底解决矛盾纠纷，成为构建和谐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阻碍？

带着以上问题，我们针对近年来由于企业改制、兼并、破产以及房屋拆迁安置、集体土地征用、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农田山林承包、农民工权益、物业管理、金融保险等方面出现的社会矛盾，广泛开展调查，力图从现实状况和历史背景中找出“症结”所在。

我们认为，归结起来其原因主要包括：重大决策、重大项目立项往往由少数人决定，没有广泛征求有关方面和群众的意见，结果项目上马以后便出现连锁问题。

比如土地滩涂使用权的审批，没有经过听证便将土地征占或将海域划给使用人，使世代靠海域、土地生活的渔民、农民失去生活来源。

这是单纯追求经济利益，忽略社会整体效益。

再如为了节省资金，减少损失，有的部门全力以赴启动一些没有正式规划手续的遗留建设项目，结果给周围的建筑造成挡光，增加了容积率。

这是环保意识淡漠。

有的企业建设物流基地，占用了正常的绿地和公园，在工作中产生巨大的噪音，每天使用的油漆高达几百公斤，严重污染了空气，给周围居民健康带来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