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解决老文艺家生活补贴问题的提案

傅庚辰1999年12月我当选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

上任之初我去了解协会的情况，发现协会的创始人、也是20世纪30年代党领导革命音乐的主要骨干之一的吕骥同志的月工资仅1400多元；我1948年3月参加东北音工团时他就是我们音工团的团长，当时他就是高级干部，这令我感到吃惊。

在我没到音协工作的前些年，过年过节有时我会去他家看望他。

每次去他家看到人造革的沙发裂着口子，人造革的地板格也张开了嘴，我的心情就沉甸甸的。

2000年3月召开两会前，我们文艺界三个组的召集人碰头。

商量政治局常委李岚清来文艺界联组会参加讨论时发言者的名单和发言题目，会上分配我发言谈两个问题。

一是中国文艺界的地位问题。

二是国家对文化建设经费的投入问题。

为此我翻阅了许多文艺界的历史资料，找当时文化部常务副部长李源潮了解国家对文化经费的投入比例。

3月4日下午开联组会，上午我去协和医院看望住院的音协老领导吕骥、李焕之、李德伦以及《新四军军歌》

14的作曲者何士德。

他们住的病房很小，除了能放一张病床之外，仅能放下一个带扶手的椅子，着实令人感到压抑。

尤其是来到李德伦病房的情形让我心痛：我一进门就看见他坐在圈椅里。

他人高马大，把一张圈椅装得很满，他歉意地对我说：“我身体不好就不站起来了。”

我赶紧说“别动别动，千万别动。”更令我惊讶的是他对我说：“庚辰：这个病房我住不进来。”我说：“为什么？”他说：“我的级别不够。”我说：“你怎么会不够？”他说：“我是文艺四级相当于厅局级，而这个病房是副部级住的。”我脱口而出：“李××都三级了，你怎么才是四级呢。”他说:“1955年一定级我就是四级直到现在没动过，我是靠同学关系才住进这个病房的。”我感到惊讶，像他这样着名的音乐家怎么竟多年未调整级别呢？上级部门怎么不管呢？

他下面的话就更令我惊讶了。

在我的印象中他是1945年日本投降前到延安去参加革命的。

结果他告诉我他是1936年在北平参加中共地下党的，是和×××在一个党支部的。

×××早都是政治局委员了。

他的话令我感到震惊：这样一位资深的成绩卓着中外驰名的大指挥家，今天竟是这样的级别，45年没调一级。

还谈什么关心人照顾人……这次谈话给我的触动很大，这次到医院的探视给我以强烈的刺激。

回去后，中午我就把我的“两点意见”发言稿改成了“我的三点意见”。

加上了“要给德高望重对中国艺术事业的发展作出过贡献的老艺术家生活补贴。”在下午的联组会上，当我发言结束时，李岚清同志指着我说：“主席，你的话我听进去了，但我现在还不能表态”。

散会，岚清同志走向汽车时我追过去说：“岚清同志，发言的时间有限，我不能讲太长，有些例子是很尖锐的。”岚清同志又说：“你的话我听进去了，但现在还不能表态。”第二天，我把会上发言的意思写成了提案（第1678号）。

我作为第一提案人，我们小组刘忠德、吴祖强、李世济、吴雁泽、白淑湘等34位政协委员签名附议。

提案的内容是：

“我国目前尚有极少数年届80岁以上，从事文艺工作60年以上的老文150傅庚辰我与解决老文艺家生活补贴问题的提案艺家，他们当中有大革命时代参加革命参加共产党的老同志，有红军时代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最晚也是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同志，多数体弱多病，健康状况较差，没有额外收入，每月仅靠1000元的平均工资，加上各种补贴也不过1300元左右，而他们儿孙绕膝人口众多，又要雇保姆照料生活，这点收入应付生活开支捉襟见肘，确实比较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