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二年7月22日，第一特区地方法院开庭宣判：因夜间在街头持枪，犯疑似抢劫罪，判赵广福、王有才，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1930年3月18日，国民政府外交部照会法国驻华公使，要求法国派代表会商上海法租界内的中国法院事宜，几经交涉后，两国于1930年7月28日在南京签订了《关于上海法租界内设置中国法院之协定》。该协定第1条宣布：自协定发生效力之日起，上海法租界内设置之机关，即所称会审公廨以及有关系之一切让步程及惯例，概行废止。同年8月1日，法租界正式成立了上海第二特区地方法院，直属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公共租界已于1930年4月1日成立了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

抢劫嫌疑犯？一没有现场作案的证据，二没有被害人的主诉，法院就判了赵广福三年六个月的徒刑，岂不是匆促、武断，也不合法理？

这就很有说道的了。法律这个东西很有趣，看似条文、律历如铁，公正不阿，其实不然，如同一件武器，不，玩具一样。法律是由人来掌握、玩耍的，不必过于当真。即便是当今以法律高于一切的西方世界也一样；它的实质是并不完全讲事实，而重要的是持证、说辞的合理性。所以，才让律师们有了一片广阔的天地。律师们凭着机敏与三寸不烂之舌，玩弄法律条文于股掌，在“持证、说辞，合符常理”的天地里，他们天马行空，挥洒自如，玩儿得极为潇洒。一个律师可以把死人说成活人，或者把活人说死。因为律师手里握有一套被公众认可的逻辑推测和逻辑序列，据此，就可以扭转乾坤，甚至，倒过来，就可以颠倒黑白，就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律师可以在法律所赋予他的职权里，自制出一个新的价值体系，由此，他们注定要成为食利者，并成为富有的中产阶级。从而，律师们成了谁都憎恶、但又不得不敬畏的人。

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庭的判决并非没有根据：几天前，本埠“大世界游乐场”刚刚发生一起公开枪杀经理唐嘉鹏的凶杀案，这对于社会治安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件造成极为恶劣影响的刑事案件。无奈的是，凶手在现场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尽管这是发生在法租界的事，但给了公共租界一个警示：必须严加防范此类案件在本租界内再度发生。

赵广福、王有才尽管没有现场作案的事实，但非法持有枪支，且天黑之后在街头徘徊，这一事实就完全可以推理成“持枪抢劫”，甚至是“持枪杀人”。而据两巡逻的印度籍巡捕的证词，以及从现场获证的手枪、子弹这些证物，两嫌犯至少具有持枪抢劫或杀人的动机。为维护地方治安，以儆效尤，防患于未然，法庭判处两个人三年六个月的刑期，已算是量刑适度了。况且，法庭从法律的条文出发，可以允许嫌疑犯在规定的时间内作出辩解，或请律师为之进行辩护。

有意思的是，法院并未收到两人的上诉材料。也就是说，嫌疑犯至少已默认了所判之刑。

两嫌犯既然没有实施抢劫，为什么却默认了“持枪抢劫”的罪名，而甘愿身陷囹圄三年六个月？他真的就这么老老实实地在狱中服刑？……

这确实是一个谜！

那么这个谜底又能引起谁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