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分裂不可理喻
吴虞（1872~1949）四川新繁（今成都市新都区西北）人，原名姬传、永宽，字又陵。1905年留学日本政法大学。1907年回国。辛亥革命后，任《西成报》总编辑、《公论日报》主笔、《四川政治公报》主编。五四运动前后，在《新青年》杂志发表《吃人和礼教》、《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等文章，大力抨击旧礼教和封建文化。1921年起任教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1933年遭尊孔复古派打击，被迫离职。著有《吴虞文集》及诗集《秋水集》。
◎有些非常进步，甚至为历史作过贡献的人，可能是一个不齿于众口之人。
◎从吴虞的一生看，他只是躬逢新文化革命盛时，他自己并没有多少才学。
生活中有很多人是很分裂的。如果以历史主义或进步史观来看这些人，得出的结论往往会与人们的真实感受天差地别。比如林纾先生，可能给人的印象是非常真诚的读书人，但在历史主义者看来，他是一个遗老的角色，甚至是反动的。而有些非常进步，甚至为历史作过贡献的人，可能是一个不齿于众口之人。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吴虞就是这样一个人格分裂的小人。
读书期间，吴虞即有迥异于常人之处，据说，他当时就“淡于希世，不事科举”，时人戏称为吴山人。今天我们在社会上还能看到这类读书人，他们一有所得，即为世人所宠，愈宠愈骄，逸出常轨，个性发扬得不可收拾。
吴虞从日本学成归国，回到成都，不时“鼓吹”非儒学说，尤其是非孝非礼的言论，与早年的老师思想上亦渐有隔膜。据说，他曾在廖平主持的国学院教书，一次上课，廖坐在门外旁听。下课后廖平问他：“你有多大本事，敢非礼非孝？”吴回答：“这都是古人早就说过的，又不是我的创见。”
搞笑的是，吴虞自己行事极为专制。他在日本时，写回四川的家信，从吃饭、用钱到读书，都有一套规矩。他根据某人每日自用半斤肉、家人除牙祭外不吃肉为例，从日本对家中吃肉分配法做了遥控。吴虞规定说：“今我既不在家，则香祖（吴妻）日用半斤，余人或牙祭日与肉稍丰，平时则诸人每日共肉四两足矣，不能过此数也。”又加注说，“若半斤肉已足，则四两肉之钱可以归入牙祭内，而牙祭可节省也。”
很难指望这样的人能跟别人搞好关系。而这种生活上的灾难他会轻易地转化到观念上去。他跟父亲的关系不好，以至于成为仇敌。如 1911年 11月 2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魔鬼一早下乡。心术之坏如此，亦孔教之力也。”父子二人以打官司来争夺家产，当吴虞胜诉后，他在日记中发泄说：“大吉大利，老魔迁出，月给二十元。 ”“余愤且悲，余祖宗何不幸而有此子孙也！”吴虞父亲死后，他写信给住宿学校的两个女儿，“告以老魔径赴阴司告状去矣！”
吴虞的为人和言论在当时的成都受到抵制，教育界诸多人士联名宣言攻击他，将他视为“士林败类”、“名教罪人”。但此时的吴虞已有全国影响，危难之际，北京大学向他伸出援助之手。吴虞到北大任教，跟胡适、钱玄同、周作人等人交往，但他显然跟那个新鲜的、充满朝气的人际圈子格格不入。他的自私、专制、封建守旧性格开始暴露。
吴虞父女的矛盾，就像是当年他跟父亲的矛盾一样不可调和。在家庭纠纷面前，吴虞总是抱怨别人不为他着想。他在日记中说自己的女儿：“玉方不甚解事，字尤恶劣，以此程度来京留学，将来未知何如，恐徒累老人耳。”他对骨肉亲情的认知是：“当自觉悟，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不仅曹孟德为然，恐世上骨肉亦多不免。”
吴虞在北京的生活极为优裕，月薪二百大洋且广有田产，但他拒绝出钱供女儿读书，以至于女儿要革他的命。吴虞自己则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他跟年轻人一起多次逛妓院，恬不知耻到一边给亲友写信调查他妻子是否“出门应酬”，一边服壮阳药逛妓院。为了赢得妓女娇寓的欢心，他写了几十首《赠娇寓》，一边印成诗单供妓院散发，一边投稿《顺天时报》等报纸公开发表。别人的荒唐生活也成了他多情多欲的理由，如他在日记中写道：“据云，胡适之在济南，曾叫姑娘条子。颜任光逛窑子与学生冲突。中大教员余同甲亦然 ……”这样的人，学生对他渐渐不再信任，就是新文化的同仁也极为不满，他最后只好仍回到成都。
但吴虞有悖人情的丑事还没完结。他有妻有妾，除了两个女儿外，未生一子，求子心切的吴虞不仅求巫问卜，留须求子，还在五十九岁时纳了一个十六岁的小妾，此举令吴虞身份尽失，无论新老人物都对他大肆攻击，社会上流言四起；再加上吴虞家庭专制，女儿也看不起他，父女关系极僵。他的晚年可以说是寂寞的。
但这样的人有幸进入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弄潮。他写的文章确实影响了当时新旧两派的论战，他在《新青年》上发表《吃人与礼教》等文章，被胡适称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俨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历史学家唐振常一生研究吴虞最力，他说吴虞“侧身新文化运动，功在反儒，他反儒的核心，在于非孝”。
从这些评价里，我们看到进步史观的局限。他们都从司马迁那种人性史观的立场上后退一步，以进步观念来看待活生生的个人，而遮蔽了个人的善恶是非美丑。从吴虞的一生看，他只是躬逢新文化革命盛时，他自己并没有多少才学。胡适夸说吴虞“以西方法学思想来剖析中国社会”，有论者说，这“只是英雄欺人之语，并不确切”。
吴虞（1872~1949）四川新繁（今成都市新都区西北）人，原名姬传、永宽，字又陵。1905年留学日本政法大学。1907年回国。辛亥革命后，任《西成报》总编辑、《公论日报》主笔、《四川政治公报》主编。五四运动前后，在《新青年》杂志发表《吃人和礼教》、《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等文章，大力抨击旧礼教和封建文化。1921年起任教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1933年遭尊孔复古派打击，被迫离职。著有《吴虞文集》及诗集《秋水集》。
◎有些非常进步，甚至为历史作过贡献的人，可能是一个不齿于众口之人。
◎从吴虞的一生看，他只是躬逢新文化革命盛时，他自己并没有多少才学。
生活中有很多人是很分裂的。如果以历史主义或进步史观来看这些人，得出的结论往往会与人们的真实感受天差地别。比如林纾先生，可能给人的印象是非常真诚的读书人，但在历史主义者看来，他是一个遗老的角色，甚至是反动的。而有些非常进步，甚至为历史作过贡献的人，可能是一个不齿于众口之人。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吴虞就是这样一个人格分裂的小人。
读书期间，吴虞即有迥异于常人之处，据说，他当时就“淡于希世，不事科举”，时人戏称为吴山人。今天我们在社会上还能看到这类读书人，他们一有所得，即为世人所宠，愈宠愈骄，逸出常轨，个性发扬得不可收拾。
吴虞从日本学成归国，回到成都，不时“鼓吹”非儒学说，尤其是非孝非礼的言论，与早年的老师思想上亦渐有隔膜。据说，他曾在廖平主持的国学院教书，一次上课，廖坐在门外旁听。下课后廖平问他：“你有多大本事，敢非礼非孝？”吴回答：“这都是古人早就说过的，又不是我的创见。”
搞笑的是，吴虞自己行事极为专制。他在日本时，写回四川的家信，从吃饭、用钱到读书，都有一套规矩。他根据某人每日自用半斤肉、家人除牙祭外不吃肉为例，从日本对家中吃肉分配法做了遥控。吴虞规定说：“今我既不在家，则香祖（吴妻）日用半斤，余人或牙祭日与肉稍丰，平时则诸人每日共肉四两足矣，不能过此数也。”又加注说，“若半斤肉已足，则四两肉之钱可以归入牙祭内，而牙祭可节省也。”
很难指望这样的人能跟别人搞好关系。而这种生活上的灾难他会轻易地转化到观念上去。他跟父亲的关系不好，以至于成为仇敌。如 1911年 11月 2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魔鬼一早下乡。心术之坏如此，亦孔教之力也。”父子二人以打官司来争夺家产，当吴虞胜诉后，他在日记中发泄说：“大吉大利，老魔迁出，月给二十元。 ”“余愤且悲，余祖宗何不幸而有此子孙也！”吴虞父亲死后，他写信给住宿学校的两个女儿，“告以老魔径赴阴司告状去矣！”
吴虞的为人和言论在当时的成都受到抵制，教育界诸多人士联名宣言攻击他，将他视为“士林败类”、“名教罪人”。但此时的吴虞已有全国影响，危难之际，北京大学向他伸出援助之手。吴虞到北大任教，跟胡适、钱玄同、周作人等人交往，但他显然跟那个新鲜的、充满朝气的人际圈子格格不入。他的自私、专制、封建守旧性格开始暴露。
吴虞父女的矛盾，就像是当年他跟父亲的矛盾一样不可调和。在家庭纠纷面前，吴虞总是抱怨别人不为他着想。他在日记中说自己的女儿：“玉方不甚解事，字尤恶劣，以此程度来京留学，将来未知何如，恐徒累老人耳。”他对骨肉亲情的认知是：“当自觉悟，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不仅曹孟德为然，恐世上骨肉亦多不免。”
吴虞在北京的生活极为优裕，月薪二百大洋且广有田产，但他拒绝出钱供女儿读书，以至于女儿要革他的命。吴虞自己则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他跟年轻人一起多次逛妓院，恬不知耻到一边给亲友写信调查他妻子是否“出门应酬”，一边服壮阳药逛妓院。为了赢得妓女娇寓的欢心，他写了几十首《赠娇寓》，一边印成诗单供妓院散发，一边投稿《顺天时报》等报纸公开发表。别人的荒唐生活也成了他多情多欲的理由，如他在日记中写道：“据云，胡适之在济南，曾叫姑娘条子。颜任光逛窑子与学生冲突。中大教员余同甲亦然 ……”这样的人，学生对他渐渐不再信任，就是新文化的同仁也极为不满，他最后只好仍回到成都。
但吴虞有悖人情的丑事还没完结。他有妻有妾，除了两个女儿外，未生一子，求子心切的吴虞不仅求巫问卜，留须求子，还在五十九岁时纳了一个十六岁的小妾，此举令吴虞身份尽失，无论新老人物都对他大肆攻击，社会上流言四起；再加上吴虞家庭专制，女儿也看不起他，父女关系极僵。他的晚年可以说是寂寞的。
但这样的人有幸进入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弄潮。他写的文章确实影响了当时新旧两派的论战，他在《新青年》上发表《吃人与礼教》等文章，被胡适称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俨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历史学家唐振常一生研究吴虞最力，他说吴虞“侧身新文化运动，功在反儒，他反儒的核心，在于非孝”。
从这些评价里，我们看到进步史观的局限。他们都从司马迁那种人性史观的立场上后退一步，以进步观念来看待活生生的个人，而遮蔽了个人的善恶是非美丑。从吴虞的一生看，他只是躬逢新文化革命盛时，他自己并没有多少才学。胡适夸说吴虞“以西方法学思想来剖析中国社会”，有论者说，这“只是英雄欺人之语，并不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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