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年仅三十岁的革命者在关键时刻将革命党向执政党、议会党的功能大大推进了一步。由于他的努力，总统专裁的政治格局再次变为龙虎风云际会的政坛热闹。合并后的国民党在国会占了优势，宋教仁以为，只要控制了议会，就可以成立政党内阁和制定民主宪法。不仅他这样看，就是爱看戏的中国人也如此看待当时的政治。从 1913年元月开始，宋教仁在长沙、武汉、黄冈、九江、上海、杭州、南京等地发表竞选演说，作政治鼓动，批评袁世凯政府一年来的政策，言论风采，倾动一时。历史学家唐德刚如此写道：“他少年气盛，精力过人，心比天高，自命不凡，又生个倔强的个性和毫无顾忌的大嘴巴。做起演说来，听众掌声如潮，欢声雷动，使政敌听来，就真以为他是拔毛成兵的齐天大圣了。其实宋教仁不是袁世凯、蒋介石那一流的人物。在聚义堂中坐第一把交椅的不是八十万禁军教头的林冲，更不是力能打虎的武松，而是能调和一百单八条好汉的‘及时雨’宋江。虽然宋教仁也曾被他的政敌叫成梁山盗魁，但是渔父（宋的别号）是个直来直去的革命者，毕竟不是宋江。”
　　
　　这个张狂的年轻人被人讥为“议会迷”，他三十立于中国，已经超前多多却狂性不改。在宋教仁看来，发表政见，评论政府失政，正是现代政治的当然现象，是自己爱国的表现。然而，这却引起旧官僚和袁世凯的仇视。袁认为这是“非难政府”，故意“捣乱”。当时，宋教仁及其他国民党人在各地的演说词，都登载于报纸。宋教仁在湖北黄州的演说词“甚激烈”，袁阅后，极为不满地说：“其口锋何必如此尖刻！”
　　
　　1913年 2月 4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在北京召开，参、众两院复选，国民党获三百九十二席，而共和、统一、民主三党仅得二百二十三席，国民党取得了占绝对多数的胜利。宋教仁的政党政治和民主宪政主张，使其对手章太炎、梁启超都十分佩服。宋为此说：“大局已定，政党责任内阁一定可以成功”，并对外表示将绕道沪宁返京，准备组织第一届责任内阁。宋还联合章太炎等人，准备在 1913年的正式大总统选举中，与他党提携，通过民主的手段，选举“最为愚呆脆弱的黎元洪”为总统，以便控制，抛开专横跋扈的袁世凯，使国家大权牢牢掌握在革命派手中。
　　
　　他的张狂是真实的，他的天真也是真实的。旧官僚们都看到了中国政治的秘密，只有他和章太炎那样的狂生充满了书本和理论上现代政治的梦想。在武汉，谭人凤曾告诫他“责任内阁现时难望成功，劝权养晦，无急于觊觎总理”。谭人凤还将听到“将有意外之事发生”的消息告诉他，劝其“稍加戒备”，但宋认为是“杯弓蛇影之事”。
　　
　　在上海，陈其美也要宋教仁提防暗杀，宋笑说：“只有革命党人会暗杀人，哪里还怕他们来暗杀我们呢？”许多朋友来信要他多注意安全，他都以为是谣言。3月 20日，宋教仁动身北上那天，跟《民立报》的记者徐血儿话别，徐请他慎重防备，他坦然地说：“无妨。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国家之事，虽有危害，仍当并力赴之。”同日晚，宋教仁与黄兴、廖仲恺、于右任等人取道沪宁津浦路北上，拟赴北京。10时 45分，当进入上海车站站台时，被预伏在那里的杀手武士英持枪击中腰部，于右任等人立即将他送往车站附近的铁路医院抢救。终因伤势过重辞世，年仅三十一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