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从传统体制中挤出来的企业家，在一穷二白的现代国民生活面前，几乎是一个战略家。他生产出了现代国民可食之精盐，但面对外人所说的“中国人只知道盐是吃的，不知道盐还能干别的用”，范旭东又向其他盐制品进军，如酱油业，最重要的，范自承：“我去欧洲考察以后，越发感到一个国家若无制碱工业，便谈不到化学工业的发展。我之所以先创办久大精盐厂，正是为下一步变盐为碱，然后再发展中国的制酸工业，孕育强壮的中国化学工业之母。”
　　
　　1918年 11月，永利制碱公司在天津召开成立大会，招募银元四十万。范旭东被董事会推选为总经理。但制碱比制盐更为艰难。外国人封锁关键技术，改进生产设备又缺乏资金，股东纷纷退出，永利几乎面临破产。1921年，为了摆脱困境，范旭东派陈调甫赴美考察，并委托他在美国物色人才，以高薪先后聘请了留美化工专家侯德榜和美国工程师李佐华，在解决了大规模制碱的技术难题后，永利于 1924年 8月开工生产。但六年的设计安装耗资 160万元，出产的碱完全不合格，碱厂被迫停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垄断中国碱业市场的英国卜内门公司见永利公司受挫，趁机要求收购。1925年，各路军阀先后多次勒索已经“成名”的范旭东，在一次被绑票事件中，军阀讹诈久大十三万元之多。范旭东被救出后失声痛哭，感叹在中国办工业之艰难。
　　
　　由于侯德榜等人的努力，制碱失败的原因被找出，1926年 6月，永利厂重新开工，每日生产优质纯碱达三十吨以上。8月，“红三角”牌纯碱参加在费城举行的万国博览会，一举获得金质奖。卜内门公司不甘心它在中国被永利取代，又使出了降价抛售的手法，范旭东利用中日两国市场的轻重缓急得失，成功击败了卜内门公司独霸中国市场的企图。后来人把范旭东这种“调虎离山”或“围魏救赵”之策，当做商战成功的典范。
　　
　　永利办起来之后，范旭东又开始着手创办制酸工业。1929年1月，范旭东向国民政府的实业部提交报告，计划发展纯碱、硫酸、合成氨、硝酸等工业。1933年 11月，范旭东正式呈文政府备案承办硫酸铔厂。1937年 2月，一座远东第一流的大型硫酸厂，在南京大厂镇顺利落成。日产硫酸铔二百五十吨，硝酸四十吨。范旭东把酸碱称作化工的两大翅膀，他为此说：“中国基本化工的另一只翅膀生长出来，从此海阔天空，听凭中国化工翱翔！”
　　
　　但国际国内环境并不容许范旭东的民族工业发展战略。“七?七”事变后，当时在整个亚洲都首屈一指的“盐碱大王”范旭东和他的化工厂，因能生产化工产品和军需物资，让日本人心生觊觎。塘沽沦陷后，日军把“久大”、“永利”两厂包围，派出代表，要求合作，遭到严词拒绝，结果被强行接管。范说：“宁肯为工厂开追悼会，坚决不与侵略者合作。”为了不重蹈覆辙，范旭东决定南京硫酸厂搬迁，凡是可以搬动的机器材料、图样、模型都抢运西移，笨重无法移动的设备，则将仪表拆走，其余拆下投入长江。在西迁的路上，他鼓励员工说：“这不是逃难，是创业。”
　　
　　从 1914年到 1937年，范旭东以个人的努力，打造出中国的现代基本化工业。在国难家仇面前，他重新创业，决心为中国再创一个化工中心。从头再来虽然“豪迈”，却是辛酸的。当时国民政府虽然答应给予贷款两千万元，但直到 1939年底才定下合同。范旭东从美国购买的机器设备，由于日军的封锁，运往四川异常困难。1940年，驻越南的法军投降，范旭东途经越南的机器五百吨被日军拦截。其他器材不得不改由路程更长、路线更崎岖的滇缅线内运。为此，范旭东亲赴美国，购置载重汽车二百辆，又转赴仰光进行运输准备。虽然历经千辛万苦，范旭东购买的设备还是未能运抵四川。
　　
　　范旭东选定的碱厂厂址设在四川省犍为县岷江畔五通桥的老龙坝，为纪念塘沽的事业，他将老龙坝改名为“新塘沽”。五通桥的盐源比不上塘沽，井盐跟海盐差别很大，塘沽的制碱方法必须改进。为了提高食盐的利用率和减少污染，1938年 8月，范旭东派侯德榜等人到欧美考察，侯德榜不负厚望，经过五百次试验，新法制碱终于宣告成功。1941年 3月，范旭东集会宣布将新的制碱方法命名为“侯氏制碱法”。侯德榜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侯宝林在相声里就说过侯德榜，“他做的碱疙瘩好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