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顶洋礼帽、一根文明杖、一身酷西装、一双亮皮鞋，周旋于中外商人间，奔波于各行各业里……从1860年一开埠，天津便出现了“买办”这个新兴的职业。这些买办大都是广东人。

刚开始，不少外国人不愿意雇用买办，对他们充满着不信任感。身为《伦敦泰晤士报》通讯员的英国人宓吉曾担任过李鸿章的顾问，兼任天津的英文《时报》和中文《时报》的主编，极力主张欧洲人学说汉语。但是，让这些外国商人惊异的是，他们很难与天津商人打交道。因为这里的语言及各种规矩和标准与南方相差甚远。因此，他们不得不依靠买办来应付这些麻烦。

语言问题让初来中国的外商十分头疼。加之中国十分复杂的货币和度量衡制度更使外商无法适应。天津的公砝平竟多达86种。开埠后，居住在天津的第一个外国商人韩德森，回忆他在1860年第一次到天津所遇的困难时说：我作为第一个来到这里的当时惟一的外国商人，在上书崇厚一事中了解到，那里既没有标准重量单位，也没有同上海、广州的重量单位相对应的秤，也没有海关的重量单位，所有这些，都使我不得不在买办的帮助下亲自处理。中国繁杂的商业惯例使外商无法立即熟悉，只得求助于买办。外国商人对买办佣金之高显得无可奈何。

第一位来天津的买办是刘森。1862年2月，他去上海旗昌洋行主动请缨出任驻天津的买办，任职到1873年。刘森会讲洋泾浜英语，他“在天津的专业业务是为旗昌轮船招揽货物和乘客”。早期来天津的还有老沙逊洋行在天津的买办胡梅平（任期为1867~1884年）；怡和洋行买办唐茂枝（任期为1871~1873年），他是怡和洋行上海总买办唐景星的弟弟。唐茂枝的到来给怡和洋行以很大的帮助。F.B.约翰生在信中说：“关于天津的代理行，我想福布斯先生（怡和洋行天津代理人）经营效率的提高在某种程度上应归功于唐景星的人马。”

到19世纪80年代，天津的买办不仅数量明显增多，而且实力在不断增强。后来被人们称为“四大买办”的著名人物大多出现在这个时期。

最著名的英国怡和洋行，买办几乎是清一色的广东人。他们互相介绍、攀援、担保，控制了许多口岸怡和洋行分行买办的职位。在天津也是一样。1871年，当怡和洋行成立华海轮船公司时，买办一席一直为广东买办所垄断。1890年梁炎卿开始任正买办。

广东籍的买办多在大洋行。早期到天津的广东籍买办还有怡和洋行的副买办陈祝龄，太古洋行郑翼之，仁记洋行陈子珍，德商礼和洋行冯商盘，老世昌洋行梁仲云，华俄道胜银行罗道生，德商德华银行严兆桢等。其中，梁炎卿资格最老，财富最多，一直被视为广帮的巨头。他们吸引同乡，号召举办地方公益事业。广东买办捐资修建了坐落于天津鼓楼南的广东会馆，是当时天津的最大建筑物，这象征着广东帮买办的全盛时期。

19世纪80年代以后，天津的买办中出现了宁波人，他们多数是商人出身。最早来天津的是担任华俄道胜银行买办的王铭槐。王来津先任泰来洋行买办，甲午年前后以向李鸿章售卖鱼雷和军队装备而骤然致富，后出任华俄道胜银行买办。借着道胜的声势，他的买办账房类似一个大型钱庄。同时他又开设了有名的回春大药房及银号、绸庄等十余处，一时声势浩大，成为宁波帮的奠基人。在他之后，宁波帮出现了不少大买办。宁波帮比广东帮形成稍晚，但实力强大，人数众多，经营广泛。他们通过同乡辗转介绍，相互支援，形成了相当有力的团体。

天津本地商人一般都不屑于当买办，把帮洋人做事的人称为洋奴。1900年天津都统衙门开始征收各项税捐，天津人也认为是买办向洋人蛊惑的结果。这种情况延续到19世纪后期，买办才被天津商人所接受，一些本地商人开始进入外国银行或洋行充当买办或任兼职买办。

天津本帮（俗称北帮）买办中，最典型的就是英商仁记洋行买办李辅臣及其家族。李辅臣原籍天津，幼年家境贫苦，由仁记的工友升为会计司事，最后成为买办。这些北方买办大多出身贫苦，新泰兴的宁星普原来是河北兴济镇编草帽缏的工人，后来从把头变成买办。

买办在天津商会中的位置十分显赫，先后有5名买办在商会任董事，本地籍的新泰兴洋行买办宁星普还被推举为商会的领导人。据统计，1911年前，有九名供职于外国银行或洋行的买办在天津商会担任会董，占会董总数的30%。总理是年已70岁高龄的宁星普，协理是横滨正金银行买办吴连元。1924年，83岁的宁星普还出任天津总商会的特别会董。

20世纪初期，外国在天津的洋行数量激增，买办的数量也在增加。1909年日商东亚洋行、法商仁和洋行、德商德中洋行等“招请买办”的广告连续在报纸刊登。据记载，到清朝末年，可以查到的洋行和买办，计有英商9家，买办13人；德商洋行17家，买办24人；日商洋行4家，买办4人；另外还有一些法国、荷兰、希腊及国籍不明的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