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功人士中，几乎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是不怕承担失败的风险。

20世纪20年代末，逊清庆王载振一家派两个儿子找正金洋行买办魏信臣要求加息。魏说：“利息根本不可能加，如果想赚钱，莫如把这笔钱投入新业公司入股，每年可以从高星桥那里分得红利，所得要远远超过存款利息。载振听到这个消息很是高兴。同意加入新兴公司30万元股本，而且表示还可多入股。

高星桥正缺资金，载振一家的入股正解燃眉之急。不过，他听了劝业场总经理翟耀庭的建议：高家必须占全部股金的半数以上，说话才算数。因而后来劝业场资金的格局是：高家占七成，载振占三成，实际股本维持在100万元，劝业场开业后，载振对劝业场的经营根本不问，每年只管坐收红利七八万元。因载振与高星桥过往甚密，高也成了载振一家的座上宾。他每次见到高星桥都要说：“咱们府里老少均沾高二爷的光了。”这确是他的心里话。

劝业场在经营上难处很多。高星桥原想劝业场建起后只经营房地产，靠这几处的租金就可以财运亨通。但是劝业场是国内屈指可数的大型百货商场，它不同于民用住宅用房，租出去就完了。与劝业场毗邻的天祥商场规模也不小，就是因为经营不善，环境太差，商户们点火做饭又带家属，使商场成了大杂院，顾客为之却步，冷落至极。

劝业场以此为鉴，安装了暖气设备，修建了卫生间，又设了警卫和消防队，环境大大改变，这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再加上每年要上地产税，还要还麦加利银行的本息，这要五六万元的开支，而出租商户的年租金才能收入五万元。开业半年之后，高星桥已经感到入不敷出。不久，龙泉澡堂的承租人也因经营不善而交新业公司勉强自营，天华景戏院也一度停演。他的老朋友叶兰舫劝他：“好好地关上门过日子，不要再拖下去了。”但高星桥是个事业心很强的人，他办事的格言是：精勤、增新。所谓精勤、增新的意思是不能甘于坐以待毙，要竭力谋求新发展。

令高星桥始料未及的是，劝业场楼上娱乐业源自于天华景戏院的发展，并为高带来新希望。天华景原来是在黑龙江路中国旅馆拐角处的一家老戏园，在劝业场建成前已有30多年的历史，移到劝业场内以后改名天华景戏院。天华景的老板曾请来在上海红极一时的王灵珠等人来演出，一度轰动津门，营业额骤增，后因内部分红不均，不到一年就停业了。天华景在大厦的顶层，每有演出时，整个商场都会听到阵阵的锣鼓声，街上的行人也往往驻足抬头观望，很有一番繁荣的气氛。但偃旗息鼓的情景，确实让高星桥心头好不懊丧！

高星桥的长子高渤海愿意接办天华景。高渤海从小看戏上瘾，并且请了娄廷玉等演员教戏。一天，他正在练习武把子，娄廷玉对他说：“你既然喜爱这门玩意，为什么不把天华景戏班成立起来？你只要出包银，一切我替你办，你学戏不就更方便了吗?”高渤海当时还在新学书院上学，心中拿不定主意。娄廷玉见此情形，就劝他：“有什么关系？并不妨碍你念书，一切由我来干!”高渤海心中无底，只好硬着头皮来找父亲高星桥，希望得到他的支持。在那个年头，人们视唱戏的为“下九流”，一代富商高星桥怎么会让儿子干这行呢？但是面对着商场的冷落又无奈，只好答应他的要求，给了高渤海一万元做本钱。

高渤海先以每月包银3000元的价格租来新明大戏院的班底。谁知，开锣三个月，一万元就赔光了，高渤海大失所望地对父亲说：“不能再干了。”让他没料到的是高星桥没有责备他，反而笑着对他说：“别灰心，再有半个月就过年了，营业一定会比现在好。我再给你一万元做本，想办法坚持下去。”

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高渤海于是在邀请演员上动起脑筋来。1930年的新年和春节期间，高渤海请来当时津城小有名气的梁一鸣、陈连芳、赵美英等来天华景戏院演出。其中赵美英又是直隶军务督办、直鲁联军总司令李景林的下堂妾，天津人好久不见其风采，这次她的出台自然轰动津城。又值年节放假，天华景戏院每天的收入在千元上下。以后，高渤海又请著名老演员担任“稽古社”子弟科班的教师，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小演员，排练了共30多本的《西游记》，竟能连演一个月。高朋满座给天华景戏院带来了丰厚利润，使高渤海的生意日益兴旺发达起来。

每一次成功都要承担失败的风险。如果你真的什么都不做，确实可以避免失败，可是你同时也跟成功绝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