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则久经营的中华售品所1913年开张。在各地设外庄中，上海采购庄设立最早，经营时间最长，派出的人员都是经过严格筛选。上海的业务也最多。后又在青岛、郑州、蚌埠、徐州、太原、归绥、营口等地开设分所，太原分所营业长达14年。1937年前后，天津国货售品所的分所、分庄遍及北平、天津、河北、山东、河南、陕西、山西7个省市，职工最多时总计三百余人。这些分庄、分所在提倡国货运动中起过一定的作用。国货的提倡，由天津总所辐射到全国各地。

尤其是上海分庄，派驻经理时，宋则久反复考虑，最后选中李士钧。在谈话中，从生意、经营、办事及思路多方面对其进行认真考察，谈罢，宋不动声色地挥挥手：“你可以走了。”不久李士钧被任命为上海分庄经理。上海是花花世界，交际应酬很多，李士钧回忆这段经历时，戏称自己每年置一套西装好比演戏的行头，只是出外交际才穿，平时只穿在售品所时的朴素衣衫，精力主要放在经营上。他每天晚上11点左右与天津通话，通报行情，并与上海报关行建立固定联系，当得到有船来的信息，及时将货发走，赢得时间。

20世纪30年代末期，宋则久迫于时局的不稳，调整了业务方向，眼光投向内地，他把原总所门市部的货物转移到西安、太原，准备在内地再展鸿图。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上的炮声响了。全民抗战开始，使售品所这一转移计划未能完成。济南、北平、太原等地先后沦陷，当地分所业务停顿，只剩下天津国货售品所暂时托庇于法租界内。

日伪统治下，暗无天日，民生凋蔽。天津国货售品所不断接到匿名来信，威胁警告不许再用“国货”二字。一时各地分所职工也纷纷受到人身、人格上的损害和威胁。售品所各分所货源不足，销售额减少，费用的支出迟迟减不下来。在此困境下，售品所做出节省开支的应急措施。经董事会决议，将字号中的“国”字改为“百”字，一律更名为“天津百货售品所”。

尽管此次改名对员工有许多地方不能自圆其说，但为保证营业安全，不得不出此下策应对顾客和日本人。1938年初，售品所将计划公告与众：

首先是用变通的办法。改组是非常时期之非常办法，又是应付预备将来之办法。所谓非常时期之办法是因天天有买主警劝说：“你们还是改变改变宗旨吧，如不改变，我们到你这儿来买东西会有些怵头。”又有维持会委员警告说：“你们尽早改变宗旨才好，如待发生事故，临时再办不易。”在此情形之下，无法应付。所谓预备将来，是因本所理应创办国外贸易。因国外侨胞欢迎国货甚烈，应先从南洋下手，只因人才与钱财的关系，未能及时进行，大局定后，当系其时。贩出国产得价当然必贩回外货（大概皆贩原料生货或半熟货），此为国外贸易之常规和定理，那时当将“天津”二字再改为“中华”，称中华百货售品所。

其次是向西部发展。开发西北是售品所向外发展的目标。1935年12月，西安分所开办。虽处内地，无外寇骚扰，依然是在困境中崛起和生存的。售品分所草创初期，西北处于半开化状态，建设正在改进时期，远未完善。因此处于这种环境下，可谓是困难重重，再加上风俗人情，语言习惯都与平津不同，外地人感到诸多不便。但西安分所成立一年后，由于员工的勤奋和努力，营业已见起色。

再次是坚持出售真货。出售真货是售品所一贯的方针。一些商家看到售品所吸引了顾客购买力，营业额大了，就说有洋货掺卖，有走私之嫌疑。售品所立即对外宣称：“本所专售国货二十余载，已有相当历史，焉畏一时之谣传。真金不怕火炼。是非自有公论，不争自倒，与本所有利而无害。”要求店员售货时：态度热情，要虚心，不排外，说话平和、大气；不与人争，而与人和，达到顾客的满意。

此时宋则久已经是70多岁的人了，依然关心着时局，每天看报。面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沦落，他在隐忍中等待着，积蓄着，一句唐诗常常浮现在他的心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为了适应形势的要求，宋则久希望通过售品所的变通，在竞争场上赢得自己的生存空间。宋则久曾经自负地说：

“我生性坚忍不拔，要做的事，决不中途罢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