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儒重仕、重农抑商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国策，直到明清时期依然如此。

如明朝初年，朱元璋就曾下令：

农民之家，许穿绸衫绢布；商贾之家，止许穿布。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穿绸衫。

这一规定后来虽然有所突破，但抑商政策仍然没有改变。清朝的雍正皇帝就曾明确指出：

四民以士为长，农次之，工商其下。

在封建政府抑商政策的长期影响下，商贱、商轻的传统价值观念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从事商业经营被认为是市井小人之事，为人所不屑。

这种商贱、商轻的传统价值观念，给徽州人从商带来了无形的心理压力，使他们内心深处有一种强烈的自卑感。如徽商汪才生就告诫儿子要奋发业儒，“毋效贾竖子为也”。竟然在儿子面前自贬为“贾竖子”，可见其自卑感是何等的强烈。

自卑感成为徽州人从商道路上的巨大思想障碍。

明清时期，徽州地区的人地矛盾异常突出，出现了严重的生存危机。山多地少、土地贫瘠的徽州此时已不能养活因社会稳定而日益增加的人口。于是，经营商业，向外扩张，就成了徽州人求得生存与发展的唯一选择。

经商是徽州人在客观环境中的生存选择，“学而优则仕”则是社会的最高价值取向。如何平衡徽州人的生存选择与社会的传统价值取向之间的矛盾，消除徽州人从商的心理压力和思想障碍，为徽州人的生存与发展开拓出一片较为宽松的心理空间呢？

摆在徽州人面前的唯一办法就是建立自己新的价值观以对抗传统的价值观，并通过宣传和教育使新的价值观成为群体成员行为方式的心理依据和追求目标。

徽州人对传统的价值观进行变通和调和，提出了“士商异术而同志”，以及“良贾何负闳儒”的思想。

徽州人认为，儒和贾虽分属不同的行业，但都是人生的有为之途。业儒入仕固然可以广大门楣，光宗耀祖；而从商创业亦可立身扬名，“大振其家声”。所以业儒和从贾不存在职业上的贵贱之分，两者均系志向一致。

儒者讲究的是道德规范。如果贾者能“贾名而儒行”，按儒家的道德规范行事，把儒家思想贯彻到商业经营当中，那么“贾何负于儒”！因此，“良贾”和“闳儒”，从道德的角度来看，也不存在高下之别。

这种新的商业价值观和职业观的宣传和践履，是明清徽州商业社会形成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