歙县大盐商曾说：“富而教不可缓也。徒积资财何益乎？”基于这种认识，盐商对文化教育事业非常重视，而且相当舍得投入。很多盐商家中都有私塾，专门聘请一些学者来家中坐馆教书。

大盐商鲍志道的弟弟鲍方陶，幼时家中贫穷，但酷好读书。当发现市面上流行的一些童幼读物如《论语》、《孟子》等并非善本时，他曾央求家乡的富贵人家重新刊刻这些著作，却遭到断然拒绝。后来，全家移入扬州经营盐业，稍稍富裕时，鲍方陶便着手对《论语》、《孟子》精心校勘，并刊刻，然后将这优良版本分发到各盐商的家塾中收藏。家塾是家庭专门用来教育自己子女的学校。为了更好地教育自己的孩子，客居他乡的徽州商人常请当地比较有名的教师来家塾中上课，虽然所花费用较多，但他们并不吝惜。

除了私塾外，徽籍商人还热衷于捐资建书院，用来普及和提高一方学子们的文化水平。我国书院始于唐代，宋元以来，书院日益增多和普及，至明清时期发展到鼎盛。徽商对书院的支持，为地方官吏所称道：“扬州故属郡治，两淮商士萃处于斯，资富能训，英才蔚起，咸踊跃欢迎，愿光盛典。”

由于有盐商在财力上的支持，清代扬州的书院迅速得到恢复和重建。三元坊有安定书院，北桥有敬亭书院，北门外有虹桥书院，广储门外有梅花书院，童生肄业者，则有课士堂、邗江学舍、广陵书院等，训蒙则有西门义学、童子义学等，柳诒征在《江苏书院志稿》中说：

两淮盐利甲天下，书院膏火资焉。故扬州之书院，与江宁省会相颉颃，其著名者有安定、梅花、广陵三书院，省内外人士咸得肄业焉。

这些书院、学校的资金大多来自盐商和盐运使司的运库。正是缘于雄厚的经济实力，扬州书院的地位和南京不相上下。

安定书院是清代康熙元年由盐运使胡文学与一些盐商共同筹款而建的。梅花书院是由盐商马曰　独自出资，原名为崇雅书院，后改为梅花书院，至1777年（清乾隆四十二年），马曰　的儿子马振伯呈请将书院归公，至此，书院由盐商承办。敬亭书院由两淮商人出资建于1683年（清康熙二十二年）。担任过两淮总商的汪应庚在1736年（清乾隆元年）见扬州府学（即江甘学宫）年久失修，破败不堪，便捐助五万银两用于重修。重修后的府学“辉煌轮奂，涣然维新”。其后，汪应庚又拿出2000银两置办教学配套设施；1.3万银两购买上等田地1500亩赠给学校，作为日后修补校舍和贴补乡试的费用。《清稗类钞》的“汪太太捐资助书院”中载：“汪太太者，为汪石公妻，石公乃两淮八大盐商之一也。扬州有安定、梅花两书院，绌于经费，太太独捐资数万以为之倡”。这种经常性的捐助在推动、促进书院的壮大、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应该被忽视的。

有了足够的经济实力，书院也就能请到一批一流的学者来此掌教。他们被称为山长、掌院或院长。安定书院的院长有杭世骏、赵翼、蒋士铨、陈祖范等；梅花书院的院长有姚鼐、茅元铭、胡长龄等。

因有许多名流学者集中于扬州讲学，不仅吸引了本区域内的生员来书院读书，而且还有不少是外府、外省的生员来扬就读。“能文通艺之士萃于两院者极盛”，为扬州培养了很多人才，如著名经学家段玉裁，训诂学家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以及后来成名的梁国治、洪亮吉、孙星衍、刘台拱、顾九苞等人，都是安定书院培养出来的人才；而扬州学派中的刘文淇、凌曙则出身于梅花书院，1809年（清嘉庆四年），梅花书院的生徒洪莹在殿试中取了状元，扬州特造了文昌楼，设立了孝廉堂，为举人专用讲课之所。据记载，姚鼐在梅花书院掌教时“风规雅峻，奖诱后学，赖以成名者甚多”。安定、梅花两书院确实成为有名于一方的书院，时人说：“安、梅两院，自清以来校课士子，不限于一郡一邑，故四方来肄业者，颇多通人硕士，而其后多满天下者，亦不可胜数。……可谓极人才之盛矣”。

在斥资修建书院、聘请名士之余，徽籍商人还对一些贫寒士子在生活上、经济上给予支持。一些士子甚至长期居住于徽商家庭，安心研究并进行创作活动。如盐商马曰　、马曰璐兄弟主动关心士子的生活，甚至多方打探士子们的日常需要、个人喜好，如钱塘范镇、长洲楼锜，年长未婚，为他们择配以完家室；全祖望染上恶疾，为他悬千金，请医生治病；天门唐太史客死维扬，为其厚葬，凡此等等，不一而足。清代性灵派诗人袁枚曾在他的诗中歌颂马氏兄弟道：

山馆玲珑水石清，邗江此处最有名。

横陈图史常千架，供养文人过一生。

“供养文人过一生”，集中地反映了马氏兄弟对贫寒士子们的关心与支持。继马氏兄弟之后，江春、程梦星、程晋芳等大盐商也都不吝千金供养文人。程晋芳为资助文人甚至令自己到了山穷水尽、倾家荡产的程度。

由于盐商们对教育的重视，扬州在清代人才辈出，整个清代扬州府进士总数达348名，而且还有11名一甲进士，扬州成为国内重要的文化发达地区。扬州学派的许多学者都曾执教于书院，从而互相切磋，形成一个学术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