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扬州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一天，乾隆皇帝在扬州瘦西湖中游览，船到五亭桥畔，转身对扬州的陪同官员和盐商说：“这里多像京城北海的琼岛春阴啊，只可惜差一座白塔！”第二天乾隆再游西湖，竟然看见五亭桥旁一座白塔巍然耸立。乾隆皇帝大为惊讶，忙问何故。身旁的太监跪奏道：“是盐商大贾，为弥补圣上游西湖之憾，连夜赶建而成的。”一夜建成一座白塔，虽神仙亦不可为也！乾隆认为这肯定是盐商用盐包堆起来的假塔，用来糊弄自己。于是非要近看不可。走近白塔，用手一敲，竟然是砖石所砌！乾隆皇帝于是感慨道：人们都说扬州盐商富甲天下，果然名不虚传啊！

那么,以徽商为主体的扬州盐商，为何不老老实实做生意赚钱，却要花大把白花花的银子讨好当今皇上以及各级官吏呢？这自有徽商的道理。

一是为保全之计，寻找政治保护伞。封建时代，商人经商，常常会遇到各种恶势力的侵犯：贪官污吏的勒索、地痞流氓的敲诈、土匪盗贼的掠夺，搞得不好就会倾家荡产。因此，只有依附封建政治势力，才是保全身家之计。同时，徽商在经营过程中要同各种各样的人物打交道，买卖交易之际，难免要发生一些纠纷，有些纠纷非经衙门不得解决。而一涉官司，平时与官府有无交往，其结果就迥然不同了。徽商为了避免败诉，平时预先交结官员，以为庇护，就必不可少了。

二是为了获得垄断经营的特权。一般商人只能逐“什一之利”，但商业的垄断利润却高达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因此攫取垄断商品的经营特权就成了众多商人追逐的最高目标。在封建社会能够称得上垄断商品的，除了一些违禁品以外，就是盐和外贸商品了，而其中盐又是千家万户不可或缺的日常用品。明清时期，食盐实行的是官督商销的制度，商人要想获得食盐的经营垄断权，非依赖官府不可。

盐业的垄断利润极高，据记载，清代前期，淮盐在产地的价格是每斤约制钱二三文，运到江西等地销售，每斤售价六七十文，价格抬高了二三十倍，扣除运费和课税，其利润也令人咋舌。两淮之所以令徽商趋之若鹜，其原因正在这里。徽州盐商资本之所以高达几百万、上千万，其奥妙也在这里。这种垄断经营权当然受惠于官府。饮水思源，盐商对官府、对皇帝特别感恩戴德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三是为了扩大影响，提高声望，有利竞争。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全国涌现出不少大商帮，他们活跃在各地市场上。徽商作为一个地域性商帮，与其他商帮势必产生激烈的竞争。为了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设法扩大影响，提高声望，而要达到这一目的，除了自身的信誉以外，加强与封建政治势力的关系当然是十分必要的。徽人汪道昆曾说，徽商“游大人而为名高”，“游大人”之所以能够“名高”，一来可以抬高自己的身份；二来可以通过“大人”为自己延誉。

四是少数徽商交结官员是为了借势行私。一些徽商采取卑鄙的手段交结官员，是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如明万历年间，徽州盐商程守训，有万贯家私，却并不满足，一心只想攀附权贵，牟取更大暴利。他带着白花花的银子从扬州到了京师，四处行贿请托，投到了太监陈增的门下。借着陈增的门路，他向万历皇帝上了一个奏本，建议设立矿监、税使，搜刮民财。深合神宗心意，旋即付诸实施，大批太监被委为矿监、税使，派往各地课敛诛求。陈增也被委以美差，任山东、直隶的矿监兼税使。程守训因上书有功，当上了陈增的参随，跟着陈增离开京师到了徐州。

程守训本是个商人，对商人的情况自然了如指掌，帮助陈增出谋划策，专以刻剥商人为能事。搜刮来的民脂民膏，除了一部分上交给万历皇帝，大多数落入了陈增的私囊，程守训也从中渔利，收入比起盐商来要高出十倍、百倍。陈增对程守训言听计从，还把他召为侄婿，但程守训并不满足于一个参随的名义，凭着商人的精明，他深知权力的重要，有了权便可搜刮更多的钱，有了钱便可买到更大的官权，如此左右逢源，似滚雪球一般，方可滚得个大富大贵。他用搜刮来的钱财捐了个中书舍人、入直武英殿的官衔。有了官衔，再加上太监陈增这座靠山，程守训更是骄横不可一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