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很少注意这个问题：1949年，当人民解放军在隆隆炮声中横扫全国之际，各地私营老板是怎样一个心境？

让我们看看上海。

作为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经济中心，上海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

据1947年的一项统计，上海有工厂7738家，占全国12个主要城市工厂总数的54.9%。1948年统计，全国190家商业银行中，总行设在上海的有67家。上海的保险公司占全国总数的87%。上海的轮船公司船舶吨位总计950702吨，占全国总吨位的80%。

当时上海市工业总产值当中，私营企业产值占76%，可谓举足轻重。

1949年5月24日夜，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9兵团第27军，在军长聂凤智指挥下，从外滩方向攻入上海市区。为了减少扰民，战士们抱着枪，一排排露宿在街头人行道上。第二天拂晓，民众一出门，看到子弟兵纪律如此严明，大为感动。当时的新华社随军记者，后来成为小说家的艾煊在一篇战地通讯中写道：“慈祥的老太太、热情的青年学生、商店的老板、店员，都恳切地请求战士们到他们的房子里去休息一下。可是战士们婉谢了，他们不愿意擅入民宅，他们不愿在这样一件小事上，开了麻烦群众的先例，开了违反人民军队传统的先例。”

一些居民赶紧从家里拿来被子和毛毯，送给解放军。另一些居民蹬着三轮车，来来往往为解放军运送伤员。

英国人在上海办的《字林西报》也称赞解放军的良好纪律。

25日上午，聂凤智在上海街头巡视，欣喜交加：远远近近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已经挂起鲜艳的红幅迎接解放军，小巷子里也都贴上了欢呼解放的标语。在南京路，在成都路……工人和市民们涌上街头跳起秧歌，人们高喊着：“天亮了！”而战士们则齐声欢唱《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作为回答。

但是，在喜庆的锣鼓中，上海的私营老板却没有这般振奋。特别是人民政府和军管会在两个月之内没收了411家官僚资本企业和单位，将其变为国营企业之后，私营老板更是两股战战。

也许是对共产党不够了解，也许觉得自己一大堆私有财产与共产主义宗旨不大切合，也许多年来受了国民党那一套“共产共妻”宣传的影响，他们心怀忐忑。

对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们高度赞扬；对“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经济政策，就打上了问号；对各厂普遍组织工人成立工会，则感到麻烦和恐惧，怕以后管不住工人，没法生产，甚至会清算自己。借韩愈的话来说，老板们此刻是“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

当时他们最害怕的，是搞社会主义。按照当时的理解，社会主义就是要革私营老板的命，私营老板怎能没有顾虑？插叙一句，1949年4月刘少奇在天津召开私营企业主座谈会时，老板们问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主义是不是可以不搞？

事实上，刚创刊不久的《人民日报》在1949年9月6日头版发表的一篇社论，就点了上海私营业主。文章题为《解决劳资争议的正确途径》，谈了当时上海劳资纠纷中的一些问题。文中提醒工人在目前局势下不宜提出过高的工资要求，同时不客气地敲打了资方，话还说得比较重：“资本家则心存不安和顾虑，对生产抱着消极态度，其中少数人甚至故意拖延复工。”

作家周而复在多卷本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中，对当时上海私营业主的心态亦有描述。20世纪50年代初，周而复曾任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参与领导这方面的工作，对情况相当了解。

《上海的早晨》第一部完成于1954年，1958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部长篇小说的“内容提要”告诉我们：“它写的是对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由于中国作家很少以此为题材进行创作，《上海的早晨》一问世就引起注目。诚然，小说不是信史，但也可以提供一点旁证。

《上海的早晨》主人公是一个名叫徐义德的纺织业私营老板。当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的时候，徐义德就感到大势不妙。

小说写道：“当时，他就叫他的弟弟徐义信给他运走六千锭子到香港设新厂。这是一个好去处，国内有什么变化，那边有个退步。同时，把棉纱也尽量外运，变成美金和港钞，存在香港汇丰银行。即使国内发生啥变化，徐义德也不怕了。”

很多人都这么干，炒得香港地价大涨。徐义德的一个助手向他汇报说：“义信最近来信说，厂址不好找，地皮贵。原来二十块港币一平方尺，现在涨到三十几块了。”

话说回来，仗打完了，日子还得过。

刚刚于1949年5月28日就任上海市长的陈毅魄力十足。在他指挥下，上海市民平毁碉堡，清除垃圾，整修路桥，风风火火。

中共中央非常重视上海恢复生产，因为当时上海生产已经陷入半瘫痪，全部工厂只有30%维持开工，机器业工厂停工80%。由于交通不畅，面粉产量只是内战爆发前的十分之一，情况异常严峻。就当时中国而言，上海的工厂如果不生产，全国经济就将垮掉一半。上海市场一乱，全国财经就会失去控制。陈毅和华东局、上海市委一致认为，当务之急就是要恢复生产，稳定人心。中央对此态度也十分明确，那就是，首先必须妥善复工。这个问题解决好了，万事皆通，否则一切都谈不上。

当时，一些刚解放的城市军管会不敢接触私营老板，怕戴上“立场不稳”的帽子，陈毅不怕。据荣毅仁的儿子荣智健2005年11月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回忆，1949

年5月底6月初，陈毅曾亲自到荣家拜访，给荣氏家族做工作，让他们打消顾虑，协调恢复生产。在拜访荣家的同时，陈毅向上海最有名的90多位私营企业家发出邀请，请他们于1949年6月2日下午到外滩中国银行大楼四楼出席“产业界人士座谈会”。

路上，老板们心惊胆战，一个又一个主意走马灯似地在脑子里乱转。为什么？害怕当场宣布没收他们的财产。可是，当他们在会场坐下来，听到威震淮海战场的陈毅将军第一句话：“工商界的朋友们”，紧张气氛顿时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