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张春桥还告诉我们，即使中国企业全部变成全民所有制，也不行。他说：“我们还必须看到，不论全民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都有一个领导权问题。”

张春桥的文章接着引用了毛泽东的话：“毛主席1969年4月28日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说过：‘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但是，工厂里确有坏人。’‘就是说革命没有完’。”

张春桥说，“旧中国是一个小生产像汪洋大海一样的国家”，“林彪一类如上台”，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会很快地发展起来。张春桥认为，中国的现实的情况是：

“我们的经济基础还不稳固，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

这就必须要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在一切领域的“全面专政”。

张春桥说，“全面专政”的时间极为漫长。一直要到“在地球上”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消灭了产生这些差别的一切生产关系，消灭了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并且要彻底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这还不算，还要“使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决不能在过渡的路上停下来”。

这也就是说，不单是中国，而且要在全世界消灭一切私营经济，消灭私营经济产生的所有土壤，要使整个地球上没有一个人再想着为自己和自己的家庭多挣点钱。否则的话，就是“在过渡的路上停下来”，就是一切前功尽弃。

这样的目标，能够实现吗？

① 保育钧：《呼唤理解》，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2年，第27页。

① 江山主编：《世纪档案》上册，团结出版社，1998年，第638页。

是这样。”社论说，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他们一定会以十倍的疯狂，企图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粉碎他们这种复辟的图谋，敲响残存的资本主义势力的丧钟。

6月24日，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了大字报《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文中说：“你们不是说我们太粗暴了吗？我们就是要粗暴！对待修正主义怎么能缠缠绵绵，大搞温情主义呢？对敌人的温情，就是对革命的残忍！”“我们是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

在北京市红卫兵抄家、“砸四旧”的高潮中，7月4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又写出大字报《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文中说：“工人打倒资本家，农民打倒地主，剥削阶级诬之为造反。无产阶级造反的帽子真是光荣得很！今天，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等等产生修正主义的东西，都完全消灭了吗？没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产阶级能不造反吗？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怎么能不万岁呢？”

27日，红卫兵们还写了《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进驻清华附中指导运动的工作组看了大字报，非常紧张，质问大字报的起草者说：现在是共产党领导，造什么反呢？红卫兵们在校内受到了不小的压力。

7月28日，在北京海淀区的一次文化革命工作大会上，清华附中红卫兵把前两论递给了前来出席会议的江青，请她转交毛泽东，由最高领袖定夺此事正确与否。

事情的结果出人意料地快。据当事人后来回忆，“8月3日，一位中央领导同志突然把我们召到钓鱼台，给我们看了一份令我们惊喜万分的文件。当时中央正在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全会的第二个文件就是《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后面附着我们的‘两论’。信是8月1日写的。信上说：‘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想想看，一个不容置疑的绝对权威，一位万众仰望的至高无上的领袖，对我们连说了三个‘热烈支持’，这还得了吗？我们当时的情绪大概只能用‘紧跟毛主席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来形容了……红卫兵立即成了最有光彩的称号，人们纷纷放弃了自己组织五花八门的名称而统归于它。”①

① 《一个红卫兵发起者的自述》：《中国青年》杂志，1986年第10期。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成为“文革”动员令。图为陈

伯达修改稿的影印件。

上卷

跌倒与消失

（1949—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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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转引自《人民日报》1975年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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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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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转引自叶永烈：《张春桥传》，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2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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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据《中国共产党重要会议纪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3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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