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2007年第三季度全国城镇储户及银行家问卷调查显示，四季度物价继续上涨的居民占比、银行家总体物价预期指数、消费品和服务价格预期指数等均创下调查以来的历史新高。2007年11月中旬，央行行长周小川在接受央行主办的《金融时报》采访时也表示，下一步宏观调控要充分发挥价格杠杆工具的调控作用，稳定通货膨胀预期，加强利率和汇率政策的协调配合；要避免长期负利率的局面。

本文依据国外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并针对当前中国通货膨胀的特点，提出抑制通胀预期继续膨胀所需要重视的三大配套的政策环节：一是采取货币政策的数量调整与制度建设相结合的宏观调控方法；二是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产业政策；三是强化政府决策部门的政策协调和学术部门研究成果的社会普及工作。

一、现阶段数量调整为主的宏观调控政策比起利率调整为主的价格干预机制可能效果更佳。

抑制通胀预期继续膨胀的最有效的手段是当前控制通胀上升的政策效果。我国央行早已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周小川表示，央行首先要注重通货膨胀的防治，保持币值稳定；其次在宏观调控和制定货币政策时要考虑促进就业；此外还要大力发展金融服务，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

从2007年下半年央行实行的一系列政策手段中，我们确实注意到，在抑制通胀的问题上央行的干预力度在不断增强。不仅如此，央行也从前一阶段频繁地采用利率调控渐渐回复到以数量调整为主的战略上，即对银行的信贷增长加强控制。比如央行于2007年作出的准备金率第九次再提升的决定（实际上冻结了银行大约2 000亿元的信贷资金），加强对银行违规资金入市的监管措施，还有特别国债的发行等。另一方面，政府也在努力控制资本市场的泡沫膨胀对物价水平的负面影响。比如加快企业的首次公开募股进程、对热钱流入提高监管的力度、打击基金操纵市场的违规行为等。之所以没有频繁地采用前一阶段使用的利率为主的价格调控政策，主要是因为，数量调整手段在目前国际金融市场不确定的状态下以及中国金融改革不断深化的阶段中，相对利率调整能够获得成本较小、效果较快的宏观调控效果。

首先，物价水平的持续上涨和货币的流动性过剩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这种流动性过剩在金融体系内表现为民间部门的存款增长或股份资产的增加。所以，在这种情形下，利率上升并不会实质性地增加企业的融资成本（只要企业的赢利水平保持在高位增长的趋势上，内源融资和外部宽裕的流动性将继续推动企业为追逐高利润而不断增加投资规模的行为）。相反，加强窗口指导，直接控制信贷的规模可能在冲销流动性问题上效果更快、更明显。但是，不管怎样，通过名义利率的调整来解决目前中国的通胀问题是不可能的。

其次，受次级债风波的影响，主要工业国家的加息政策被迫放缓，有些国家甚至为了缓解金融体系流动性紧张的问题而不得不连续降息。这就造成了全球金融资本出现新的投资格局，具有良好经济表现的中国也自然成为这些金融资本栖息的地方。如果，我们自身的金融“消化”能力和监管能力不足的话，那么，加息就会促使中国脆弱的金融体系因为大量的资本流入而变得更加“浮躁”。由热钱所吹出来的虚假的繁荣，必然会蕴藏着更为严重的金融危机，而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根据东亚危机的经验，往往更多的是由没有投资能力的广大消费者来承担。所以，当务之急是要控制这样的资本流入所可能带来的价格扭曲。

最后，如果“事后”的通胀率过高，为了减少负利率的影响，迫不得已的小幅利率增加有时也是需要的。尽管“事后”加息能够消除或缓解通胀所带来的“负利率”问题，但是，它不能做到在“事前”彻底根除通胀预期上升的趋势。于是，很容易出现“猫捉老鼠”、你追我跑的无序局面--即这一轮加息会引发下一轮进一步的加息，因为既有的通胀（预期）在加息的周期中可能会形成新的更强烈的通胀（预期），于是，刚刚缓解的负利率问题，没过多久又会产生新的更为严重的负利率现象。事实上，和我们状况相反的日本也是如此。为了要产生通胀预期，恢复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资产价值，日本政府坚持采取不变的零利率政策，结果非但没能通过利率的价格效应带来本国流动性的增加（也就不可能出现所期待的明显的价格回升现象），相反，却向全世界输出了大量的流动性，由此严重损害了本国货币的国际地位。总之，通过名义利率的变化来调整实际利率的效果是很有限的，甚至有时效果可能会适得其反。

当然，数量调整可能会由于对市场干预的力度过大而造成金融资源配置的进一步扭曲。但是，我们已经注意到，国家在积极引导货币流动性的同时，要充分兼顾自身的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的需要。比如让条件成熟、发展前景良好的企业进入资本市场进行融资，以接受不断完善的资本市场对公司成长所产生的有益的治理效应。同时，政府也要鼓励本国的金融机构积极走出去，在更多的国际金融市场上进行资本运作，提高自身的效益和国际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