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尔似乎认为，只要他买进一只股票，这只股票就不可能下跌（即使股价下跌，也与正常情况毫无关联，不值得关注，不需要记住——然后，继续保留在公司的账户上）。这样的自信让我很难接受，完全是不切实际的自负和错误。最让我难以忍受的是，塞尔对合伙企业的整体利益漠不关心。这也导致我们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冲突。到1960年，我已经在贝尔斯登工作了11个年头，也是我做合伙人的第二年，我持有公司3%的股份。尽管贝尔斯登依旧赢利，但塞尔仍然无法改掉守住赔钱的股票不放的习惯。

1962年春季，肯尼迪总统成功地拯救了美国大型钢铁制造企业，整个行业进入复苏期，钢铁价格开始上涨。通常，这种情况可能会导致经济整体过热，形成通货膨胀。美国企业界担心政府会采取进一步干预措施，从而造成股市急转直下，持续低迷。这样的形势让我非常气馁。对于塞尔的固执，我早已经忍无可忍。股市的颓势，再加上糟糕透顶的不满和郁闷，让我感到一片迷茫。每次查询公司投资账户时，我都会看到很多毫无理由继续持有的股票，而每次都会让我浑身不自在。最后，我终于再次鼓足勇气，在一个下午来到塞尔的办公室，我提出了辞职申请。

“你不能辞职。”塞尔说。

“我当然可以辞职。”我说。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我觉得没有必要讨论这个问题，”我说，“你根本就不会理解。”

“不行，你必须说清楚，”他再次显露出自己的固执，“你知道我家在哪儿，今天晚上到我家，把这件事情和我讲清楚。”

于是，我在晚上去了塞尔的家，这是位于公园大道73号的一个豪宅，共有18个房间，7个洗手间。我非常熟悉这里，因为我们经常在周末到这里打桥牌。塞尔一直是一个人，家里只有一个男管家。我们的谈话是在藏书室进行的，两个人都开门见山。

“好吧，你说说，你到底为什么要辞职啊？”

“你听说过拉德·麦里吉恩这个名字吗？”我问塞尔。

“没有，这是个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