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嘿，普希金如果活到今天的话，他肯定是个说唱歌手。”我说。

“没错，”阿廖沙-鲍伯接茬说。“他会叫M.C.‘推搡’。”

“为权力而战！”我用英语说。

我们这位爱好普希金的朋友就只好干瞪着我们。顺便说一句，如果你不学英语的话就会落得这样的下场。你永远只有目瞪口呆的份儿。“上帝保佑你们这些孩子们。”他最后撂下一句，然后就用他那细小的胳膊拉着他的女朋友走到浮桥的另一头去了。

孩子们？他是指我们吗？遇到这种情况，“冰块”或“冰茶”会怎么做？我伸手去摸我的手机，准备打电话给我在公园大道的心理医师娄万医生，我要告诉他我又被侮辱和伤害了，我要告诉他我又被我的同胞占了便宜。

正在此时，我的仆人蒂莫菲摇响了特别手铃。手机从我的手里滑了下去，普希金爱好者和他的女友从浮桥上消失了，浮桥本身也漂到另一个空间里去了，甚至连娄万医生和他那帮温柔的美国助理们也都缩成了一个遥远的呢喃。

是进食的时间了。

仆人蒂莫菲先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端给我一个托盘，上面放着几串烤得外焦里嫩的鲟鱼肉串和一扎黑标烈酒。我一屁股跌坐在一把硬塑料椅子上，椅子在我的重量下扭曲变形，好像一件现代雕塑品一样。我低头凑近鲟鱼，闭上眼睛闻着它的香味，就像是在默默地祷告似的。带着期盼的焦虑，我的双脚交叉，两踝紧紧地靠在一起。我像以往一样做好了餐前准备：左手持叉，右手（我是右撇子！）握成拳头放在膝盖上，时刻准备着——谁胆敢拿走我的食物，我就老拳相向。

我咬了一口鲟鱼肉串，进到嘴里的既有焦脆的外壳又有细嫩的内芯。我的身体在巨大的彪马运动装下颤抖着，五脏六腑都在欢快地旋转着，那对双层的奶头彼此拍打着。我的眼前又出现了食物诱发的幻觉。我、我挚爱的老爸、还有我那年轻的妈，我们坐在一条掏空的船里，那船的造型模仿的是在水面上优哉游哉的白天鹅，我们的四周回响着斯大林时代凯旋式的音乐（“瞧，我的护照！多棒的护照！这就是我的伟大的红色苏联的护照！”），我挚爱的老爸用他那双湿手沿着我的短裤的裤腰摩挲着我的肚皮，我妈用她那双平滑的干手轻拂着我的后脖颈，他们俩用嘶哑而疲惫的声音齐声说着：“我们爱你，米沙。我们爱你，小熊崽。”

我的身体摇摆着，就像虔诚的教徒进入了宗教的痴迷境界一样。我干掉第一串，接着又来了一串，我的下巴上沾着鲟鱼的汤汁，油光发亮，我的乳房打着冷战，好像被一个冰袋压着似的。又一大块鱼肉落入了我的嘴里，这一块粘满了欧芹和橄榄油。我吸进了大海的气息，我的右拳仍旧紧握着，手指顶着手掌，鼻子贴着盘子，鼻孔里溢满了鲟鱼味，我那行过割礼的“块”被射精的快感灼烧着。

然后一切都结束了。然后所有的肉串都消失了。我面前只剩下了一个空盘子。我面前空空如也。啊，亲爱的我！我现在是在哪儿？我是一个被人遗弃的没有小鱼吃的小熊崽哟。我往自己脸上泼了一杯水，然后用蒂莫菲掖在我衣服上的餐巾抹了一把脸。我端起那扎黑标，对准自己冰凉的嘴唇，手腕一斜，一气灌进肚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