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要双膝跪倒在位于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市的移民局总部门前，代表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人对该机构的所有丰功伟绩表示感谢。我以往在抵达肯尼迪机场时曾数次受到过移民局代表的欢迎，我受到的待遇一次比一次更好。有一次，一位裹着包头巾的快乐男士在叨咕了一通让人听不懂的话之后在我的护照上面盖了戳。又有一次，一位块头和我不相上下的友善女士赞许地瞧了瞧我的腰围，然后朝我竖了竖大拇指。我有什么好说的？移民局的人就是既公正又公平。他们是美国的真正的守门员。

不过我的问题在于美国国务院，以及他们在圣彼得堡领事馆里的脑瓜进水的办事员。自打我在两年多前回到俄国之后，他们已经给我拒签过九次了，每次都以我爸在不久前谋杀了他们那宝贝的俄克拉荷马州商人为理由。我就实话实说吧：我为那个俄州人和他那有着红扑扑脸颊的家人感到遗憾，我遗憾他碍了我爸的事，我遗憾他们在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地铁站的入口处找到了他（他的脸上带着孩子般惊奇的表情，额头上有个倒着写的红色感叹号），可是在听到他的死讯多达九次之后，我不由地想起了俄罗斯的一句老话：“去他的屌，去他的屌，他死了就死了呗。”

因而本书是写给掌管移民归化局的那些要员们的情书。它既是一封情书，也是一份答辩：先生们呐，放我回来吧！我是个被锁在俄国肉体内的美国人哪！我在随机学院上的大学，那是一所庄严神圣的中西部学校，是为来自纽约、芝加哥和旧金山的贵族子弟开办的，那儿的学生常常在茶余饭后辩论民主的好处。我在纽约住了八年，是个堪称楷模的美国人，我对经济做出过贡献：我合法地购买过价值超过两百万美元的商品和服务，其中包括一条世界上最昂贵的拴狗绳（我曾短暂地养过两只贵宾犬）。我跟我的罗艾娜·索莱兹谈过恋爱——不，不对，“谈过恋爱”的说法不当——她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布朗克斯区的工人阶级家庭里度过的，我把她从那个噩梦中唤醒，送她进了亨特学院，她现在正在那儿学习，准备将来做个执行秘书。

我敢肯定移民归化局的工作人员个个都熟悉俄罗斯文学。当你在以下的书页中读到我的人生和奋斗时，你会看出我和奥勃洛莫夫——他就是十九世纪同名小说中那个坐在沙发上不动弹的著名的大胖子——有诸多相似之处。我不想用这个类比来影响你们的决策（其中一个原因是我没那份精力），可我还想提到另一个可能的形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中的梅什金公爵。跟那位公爵一样，我也算得上是个圣痴。我是个被一群心怀叵测的人团团包围的无辜者，是个被送进狼窝的小狗崽（靠着我眼睛里闪烁出的柔和的蓝光才免遭被撕成碎片的命运）。像梅什金公爵一样，我也不是个完人。在以下的二百多页里，你会看见我偶尔揪打我仆人的耳朵或是多喝了几杯拉佛多哥 。但你也会看到我为挽救一个民族免遭种族灭绝的灭顶之灾所做出的努力，你会看到我成为圣彼得堡的苦难儿童的捐助人，你还会看到我带着孩子般单纯的激情和倾心于我的女人们做爱。

我是怎么变成这样一个圣痴的？答案就在我第一次去美国的经历里。

回到1990年，挚爱的老爸决定送他唯一的孩子到随机学院去学习，将来好成为一个正常的阔绰的美国人，那所大学位于美国腹地，不受东、西海岸同性恋的搅扰。老爸那时只是稍稍涉足犯罪寡头政治——当时的时局还不适合大张旗鼓地哄抢俄罗斯，但他已经从列宁格勒的一个汽车行那儿赚到了第一桶金，那个车行贩卖各种乱七八糟的玩意儿，可谢天谢地就是没有卖车。

我俩当时住在列宁格勒南郊的一个狭小而潮湿的公寓里——妈妈那时已经死于癌症了——我们几乎总是互相躲避，因为我俩都越来越不理解对方的为人了。一天，我正在沙发上尽情地手淫，我的双腿劈得大开，整个人就像是一条超肥的比目鱼被人从当中切开来似的。老爸从冬日的严寒中闯了进来，他那长着黑胡子的脑袋在簇新的丝绸般顺滑的西式高领衫上摇摆着，他的手由于持续触摸大量绿色美钞的刺激而颤抖着。“把那玩意儿收起来，”他红着眼圈皱着眉头冲着我的“块”说。“到厨房来，咱们用男人对男人的方式谈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