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从来没有真的想过要当青少年执法官，但是莫里斯用命令式的语气建议说，她应该尝试一下某种他称之为"厨房之外的乐趣"，而且，他一个同事的妻子就是执法官，也建议她去试试青少年执法官，并将她的名字推荐上去。莫里斯说：

"你应该可以做出某些有用的贡献。法官都是古板的中上阶层，长久不废。他们需要摆脱一些已经习惯了的错误观念。而且，他们大部分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当事人过着怎样的生活。你将会给这种工作带去一些不同的体验。"

她知道，他指的是那段住在赖斯利普最贫穷地区的小连排房子里的生活经历。她接受的是综合学校的教育，是劳动阶层父母的唯一孩子。他们将窗帘的正面朝外挂着，因为决定他们行为和是否能获得安慰的是邻居们的看法，他们对她最大的期望就是她能在银行里当个职

员。为了省钱，他们总是在布莱顿的同一个家庭旅馆里度过每年的假

期。

主席坐在皇家徽章的下面，她坐在他的左边：一切看起来都没有什么特别联系。以前和她坐在一起的多萝西小姐带来的经历是，住在伊顿区，周末在诺福克的一个改装过的十七世纪的教区长住所里度过。多萝西小姐的面前站着几个表情各异的孩子，有的顺从，有的愠怒，有的恐惧。她没有经历过这些孩子和他们父母们的生活，不过看起来理解他们的感情丝毫没有困难。她用一种简单的常识和他们打交道，比她穿着花呢衣服的笨重的身体和生硬傲慢的声音显然更富于同情心。她扫了一眼社会请求报告，里面提到丈夫在监狱里，孩子太多，而其他的东西太少。她向前倾着身体，很快地对站在她面前的男孩的妈妈说：

"我知道你丈夫目前不在家。带着四个孩子生活，这对你一定很艰难。而且，你在霍尔本干办公室清洁的工作，那个地方对你来说很远。你怎么去，坐中心线？"

那个女人显然感觉到了一种兴趣和同情－－虽然希尔达肯定她自己并没有从那个声音中听出这些－－她急切地向前扑在她椅子上，将所有的话都倒出来，好像法庭突然变空了，只剩下她和多萝西小姐。她诉说着这一切有多难。韦恩在家是个好孩子，他只是想念他的爸爸，只是和比林斯帮的人混在一起。他因为受虐待而不肯去学校，她想自己带他，但这意味着要失去一天的工资，因为她应该八点开始工作，而且，他最终还是在注册后又逃跑了。她又说她的路程不算太远，只是要在牛津广场换车，而且很贵，因为地铁车票涨价了，但是坐公共汽车又不行，因为它们早上很不准时。

多萝西小姐点着头，好像她一辈子都在牛津广场换车去霍尔本做清洁工作。但是她们之间有某种交流。就算没有说出来，那种同情还

是会得到认同和理解。那个女人说完后感觉好多了，同样，她想，多

萝西小姐也一样。希尔达记得偶然听到过一个法官同事说过：

"她对她们，就好像她们是她父亲猎场看守人的妻子一样，但这样似乎很起作用。"

坐在青少年法庭上对希尔达来说简直就是一段漫长的煎熬。但是，让希尔达有这种感觉的，不是她无法胜任执法官这个位置－－她现在已经习惯了不称职－－而是她对脸红的恐惧。有一段时间尤其糟糕，她从不曾指望能完全摆脱它带来的痛苦。在庭审的某个阶段，她知道一定会是那个样子，没有什么能阻止它，无论是意志力，绝望的祈祷，还是她曾借用来试图掩饰它的那些可怜的应急之策：不经意地抬起手来，挡住前额，好像在沉思一样；仔细地看着文件，这样她的头发就会垂在脸颊旁边；或者一阵突发性的刺激性咳嗽，让她有机会把手帕放到脸上去。她首先会感到心被恐惧抓住，和疼痛一样真实，然后它就开始了，燃烧般的脸红会一直蔓延到脖子，使她的脸和前额的颜色显得斑驳－－是那种因为羞愧而出现的畸形的红色。她感觉法庭里的每一双眼睛都在看着她。那个和父母在一起的孩子在椅子里坐立不安；那个职员从法庭登记本上抬起眼睛，奇怪地盯着她；那些社工用他们同情的专业的眼光看着她；主席稍稍停顿一下，在尴尬地转移开视线前，看了她一眼；在场的警察绷着死一般的训练有素的脸，一本正经地看着她。然后令人兴奋的红色潮水会退去，让她暂时如同被波浪洗刷过的海滩一样，冰冷而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