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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搭上地铁，只坐了一站，便进入了布鲁克林区。在德鲁·卡普兰的办公室里，我跟汤米·蒂勒里见了面。卡普兰的办公室在法院路，距布鲁克林区政府只几条街而已。办公室隔壁有一家小小的黎巴嫩餐厅。街角有一家专门卖中东进口用品的杂货店，再过去是一家旧货店，里面全是原木家具跟铜灯、床架之类的杂物。在卡普兰办公室外面，有一个没有腿的黑人，睡在平台的轮椅上，他前面有个雪茄盒，里面有一两张两元的纸钞跟几个硬币。他戴着一副玳瑁框角太阳眼镜，前面还摆着一块牌子：“别看我戴太阳眼镜就以为我是瞎子，我只是没腿而已。”

卡普兰的办公室以木头作装潢的主体，里面有一套皮椅和好像刚从角落里搬过来的档案柜。卡普兰和他两个合伙人的名字用旧式的黑金字体镶在玻璃门上。卡普兰的文学士和法学士两张文凭，用框子框好，挂在墙上。一张卡普兰的全家福搁在维多利亚式的橡木桌子上。他用一个铁路道钉当镇纸，压住桌上的文件。墙上有一个钟，时针指的是下午时分。

卡普兰看起来有点保守，不过衣服还算是跟得上流行。他穿一套夏季的灰线条西装，打黄点领带，应该只有三十出头，好像刚领到毕业证书没多久似的。他比我矮一点，当然比汤米矮得更多，体型削瘦，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一头黑发和一双深色的眼睛，跟他的微笑不大相称。他跟人握手时，态度不冷不热，他直盯着我看，难掩眼神中的打量与揣测。

汤米还是穿他的酒红色外衣、灰色法兰绒长裤和白色便鞋。他的蓝眼珠布满血丝，嘴角全是斑点。他脸色也不大好看，仿佛紧张得血液倒流，皮肤上一点血色都没有。

“我们要麻烦你做的是，”德鲁·卡普兰说，“从赫雷拉或是克鲁兹的裤子口袋里搜出一把钥匙，然后，到宾州车站找到那个寄物箱，打开，把上面有他们指纹跟沾染血迹的长刀拿出来。”

“你真的要我去做这件事吗？”

他笑了，“如果你真做得到的话，这也没有什么坏处。不，我们的情况没那么坏。他们手上有的，顶多是两个从热带到美国来以后，就一直惹麻烦的两个臭小子的指控而已。只要知道这两个人行为一向不检点，他们的证词就只会对汤米有利。”

“说得再清楚点好吗？”

我问话的时候，眼神转向了汤米，汤米却不安地避开了。卡普兰说:“三角恋情，手头不方便，想弄点钱来花花。玛格丽特·蒂勒里的婶婶去年春天死了，留给她一大笔产业。虽然还没有过户，但是，根据初步的估计，大概值五十万美元。”

“不过一定会被人杀价，大概不值那么多。”汤米说，“会少很多。”

“还有保险。汤米跟他妻子的保险方法也很简单，两人互为对方的受益人，再加上其他的辅助条款，汤米可能可以得到一大笔钱。”他看了看桌上的一张纸条，“大概是十五万元，如果是意外死亡的话，还可以加倍领取，总共是三十万元。所以，如果这真是一起谋杀案的话，总收益大概是七八十万美金的样子。”

“这可是我律师说的。”汤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