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在1940年和二战期间被关押。为他哀叹的同时却为我的阴蒂庆幸。法国光复让我过上自由少女的生活，这是我在战前不敢想象的。他回来后，我重拾爱意与希望，和他很快有了两个孩子。儿子萨维尔，发现自己的志向在于海洋，所以如今在地球的另一端工作生活。我在最后那次潜水时就知道，自己今后似乎不能再陪伴他去海底潜水了，就像他也不会陪在我身旁一样。

我很幸运能有个女儿。她使我忘却了分离的痛苦：两次大战还有随后的岁月。玛丽侬是我想成为的那种女人，如果我不在1915年出生的话也许能成为的女人。她不必耗尽全力去获取自己的权利和自由，而我当年必须像井底的矿工在深渊里寻找埋藏的刺，一根一根拔掉。他们都说，如今的我仅剩粗鲁的言语和对男人的仇恨，以及毁灭自我的挑衅偏好。而我的女儿，她是一个所有定义中真正的女人。我则是个出身良好却乖张无礼的女子。

玛丽侬培养了自己的幽默、生活的品位、爱的天赋，还有情感。更甚者，她拥有能让我不为衰老而羞耻的温柔。无论我变成什么样，她都爱我。也许只是让我相信而已。她给了我的这份礼物：让我期盼她需要我，在日常生活里，不仅仅是个母亲。我所珍惜的，是和我的“小妹妹”艾莲娜的关系——我把小我十岁的她当成自己的第二个女儿。但我从未和孙辈建立起朋友们跟我感叹的一生中最有成就感的关系。的确，我从未离开工作而“献身”于我的家庭。这个用语本身就让我恐惧：在献身里，我看到了牺牲。真愚蠢!我同样拒绝孩子们叫我奶奶。结婚时我就已经失去了少女的姓氏，所以我拒绝成为祖母时再失去我的名字。总之，我在孙辈的诞生里无足轻重，而在儿女们那里却担当支配的角色。当我看到丑陋、黏糊、没有任何保护的他们被放在我眼前的那一天，当他们第一次叫我妈妈的那一天，我知道从此我将为生活而滞留。妈妈这个词变成一个口令，人人皆知但秘密只有我们知道。一个能打开所有门的口令，永远的。

如果我当初和安德烈在一起不曾是个非常幸福的女人，那么应该算是个幸福的妻子。虽然这世上还有其他男人，但幸亏丈夫只有一个。任何情况下，同时只有一个丈夫。

如果我回顾自己的生活，只有一个遗憾：职业理想屡屡受挫。这也是个出生年代的问题。我梦想成为伟大的记者、环球旅行家、女政治家、部长……为什么不?而我，直到四十岁才获得选举的权利!

人们忘却了空白，无人能代表生来没有任何公民和法律权利的我们，成长中也没有伟大女性的历史模范，能够承认的仅局限于四五个无力的形象：圣母、圣女贞德或者睡美人。

最初的三位女部长——仅仅是副部而已，甚至获得诺贝尔奖的伊伦?若里奥-居里，直到1936年莱昂?布鲁姆执政期间才出现。多谢了，莱昂。但她们仅能代表一种民主的反常，因为她们自身还没有选举的权利。

正因为这不公平的境遇，我加入了女权主义就如同加入行会一般，坚信这个高贵的理念将会很快胜利。我当时并不知道，女人，其实什么都不是。作为女权主义者，并不能得到肯定，感激或是长久的荣誉。相反，为妇女权益的斗争使我们不得不缺席于其余领域——严肃的、有价值的、荣耀的。

“啊?您曾为避孕和堕胎权战斗过?太有趣了。”人们带着无聊的表情问道，接着很快转身便忘了，或者转换了更有趣的话题。

“啊?您曾是《我们，女人》心情来信的栏目主编呀?那应该相当有趣吧……”

说到这里，顺带着轻佻的微笑。女人的烦恼从来不可能悲壮或是激昂，仅仅有趣而已。

“您应该去主编足球栏目，参与绿色和平活动，保护海豚、海龟、珊瑚……多有趣呀!您应该为非人待遇下的矿工、非洲土地干旱或疟疾而战斗，多带劲呀!”

“我崇拜您，亲爱的女士!”

“可是……女人?她们还能抱怨我们什么?”每个法国男人都认为他们为女人已经尽了全力。“况且，她们有我们，全世界最好的情人。”——根深蒂固的想法。“您太美了，亲爱的女士，以至于我不能反对您……”一句轻描淡写的法式殷勤足以打败一长串悍妇的喋喋不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