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当我将锃光发亮的黑色大敞篷车停在沙利文街玛丽亚·马费伊告诉我的门牌号前时，我感到了它的恐惧，仿佛它再也没法快乐地存活了--我指的是敞篷车--街上到处堆着垃圾，到处是大喊大叫的意大利野孩子，像黑眼睛的魔鬼一样疯跑着。不过我以前倒是也让敞篷车陷入过更糟糕的境地，例如那次追小格雷夫斯，他两腿间夹着一包绿宝石坐在一辆皮尔斯双人小汽车中。我从新米尔福德一直追到派克郡，在我遭遇过的最大的一场暴雨和一地烂泥中翻越了十几座山。沃尔夫曾命令，敞篷车每次剐蹭后都必须修复得像新车一样，当然这倒也令我很高兴。

又是一座寄宿公寓。不知什么原因它们看上去全都是一样的。无论是在五十街的高帽案件中，还是中央公园西边那群诚实的学画画的女孩住的褐砂岩房子，还是沙利文街的这个意大利人窝。当然，会有些小小的差别，例如大蒜味。玛丽亚·马费伊先带我去见了女房东，那是一个胖胖的女人，双手湿乎乎的，鼻子扁扁的，手指上还戴着戒指。随后我们上楼来到她哥哥的房间。在玛丽亚·马费伊去找那个听过电话的女孩时，我四处打量了一下。这是三楼的一个很大的房间，有两扇窗户。地毯磨损了，家具是旧的，甚至有些破，但房间还算干净，除了我打开窗户想看看敞篷车是否还立着时，从楼下传来了野孩子们嘈杂的叫声，这的确是间不错的房子。两个大大的旅行包堆在一个角落里，其中一个又薄又旧，看来不大中用了；另一个虽然也很旧，却显得很结实。两个包都没有上锁。瘪的那个是空的，结实的包里装了许多各种形状和尺寸的小工具，有的上面还挂着当铺的标签，此外还有一些木片和金属片，以及弹簧之类的小零碎。壁橱中有一套旧衣服、两条工装裤、一件大衣、两双鞋和一顶毡帽。两个窗户之间有一张桌子，抽屉里塞满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对于一个一年多来都靠妹妹的接济过活的男人来说，数量可真不算少，衬衫、领带、手帕、袜子，还有许多杂七杂八的零碎，如鞋带、铅笔、照片，还有一个空烟叶盒。上层的一个抽屉里有一束用胶皮带扎起的信件，共十七封，都装在信封里，信封上全都盖着意大利邮戳。同一个抽屉里还散落着一些收据和已付的账单，有一小沓信纸、一些从报纸和杂志上剪下的纸片，还有一只硬领。桌子上方除了梳子和刷子外，还有一些沃尔夫会说是累赘的东西--五六本书，全都是意大利文的，只有一本上面全是图片；一大堆杂志，是三年来不同月份发行的，但名字都一样：《金属工艺》。右边窗户的角落里有一张带皮原木制成的桌子，桌面上满是刻痕和划痕，桌上放着一把小老虎钳，一个研磨器和减震器，带着一节长得足以伸到电灯插座的电线，旅行包里还有一些其他类似的工具。我正仔细审视着研磨器，想看看它多久没被使用了，玛丽亚·马费伊领着那女孩进来了。

"这位是安娜·菲奥雷。"那女人说道。

我走上前和她握了握手。安娜二十岁左右，相貌平平，皮肤像是不新鲜的面团。她那副表情就仿佛还在摇篮的时候就被吓着了，至今都没恢复过来。我告诉了她我的名字，并说我听马费伊小姐说星期一晚上马费伊先生外出前，她听见了他接的一个电话。她点了点头。

我转向了那妇人。"我想你一定想回城了吧。安娜和我会相处得很好的。"

她摇了摇头。"我只要在晚饭前回去就可以了。"

我有点儿生气了。事实上是我同意了德金的说法：她是个废物，除了说废话外一点儿用也没有。于是我对玛丽亚·马费伊说，如果她不在场，我和安娜会谈得更好，所以她最好是快些走开，如果有什么需要她听的，沃尔夫会通知她的。她瞟了一眼那女孩，然后向我微笑了一下，就走了。

我拉过两把椅子，让那姑娘坐在我对面，然后掏出了笔记本。

"你什么也不用怕，"我对她说，"你可能得到的最坏的结果就是你将帮马费伊小姐和她哥哥一个忙，而她会给你一些钱。你喜欢马费伊小姐吗？"

她似乎有些吃惊，好像是奇怪居然有人会费心问问她喜欢和不喜欢什么，不过答案是不假思索的。"是的，我喜欢她。她人很好。"

"你喜欢马费伊先生吗？"

"喜欢，当然喜欢，所有人都喜欢他。除非他喝酒了，那时候姑娘家倒是得离他远点儿。"

"星期一晚上你怎么会听到那个电话呢？你知道有人要打来吗？"

"我怎么会知道有人要打来呢？"

"我不知道。是你接的电话吗？"

"不是，先生，是里奇太太接的电话。她让我去叫马费伊先生，我就上楼去叫了。然后我在餐厅里擦桌子，门是开着的，我就听见他说话了。"

"你能听清楚他说什么吗？"

"当然。"她露出了一丝鄙夷的神情，"不管是谁打电话，我们全都听得到。里奇太太也听见他打电话了。她听到的和我一模一样。"

"他说了些什么？"

"他先说："喂。"然后他说："我是卡洛·马费伊，你想要什么？"接着他说："这不关你的事，等我见到你时我会告诉你的。"再接着他说："为什么不到这儿来，到我的房间里。"后来他说："不，我不怕，我可不是个会害怕的人。"里奇太太说她听到的是"害怕的不是我"，不过她记不大准了。接着他又说："我当然想要钱，还想要得更多。"接着他说："好吧，七点半在街角见。"接着他说："闭上你的臭嘴，我怕什么。"接着他又说："好吧，七点半见，我认识那辆车。""

她停住了。我问道："是谁给他打的电话？"

我想当然地以为她会说她不知道，因为玛丽亚·马费伊不知道，然而她立刻答道："就是以前给他打电话的那个人。"

"以前？什么时候？"

"好长时间了。五月份的时候。一天打两个电话。里奇太太说星期一之前总共打了九个电话。"

"你听见过他的声音吗？"

"没有，先生。都是里奇太太接的电话。"

"你听说过这个人的名字吗？"

"没有，先生。里奇太太感到奇怪时曾经问过他的名字，可他总是说："没关系，告诉他有人给他打过电话就行了。""

我开始觉得这个案子有点意思了，也许还涉及钱。不过钱并不吸引我，那是沃尔夫感兴趣的事情，吸引我的是这件事情包含的趣味性。不管怎么说，这恐怕不是一桩简单的抢劫案，卡洛·马费伊也不是一个东河①的酒鬼。我决心试着挖出点什么，于是继续和那女孩攀谈下去。我听说沃尔夫很多次都是从谈话中发现线索的，尽管我知道那大都是缘于一种我不具备的感觉，但我仍然认为有不少也是凭借耐心和运气。所以我顺着那女孩的话题又谈了下去。我们谈了两个多小时，我收集到不少事实，但没一件在我看来有什么意义。有一次，当我听说卡洛·马费伊曾在不同场合公开与两个不同的女人出双入对，并且其中一位还是已婚时，我兴奋了起来；但当我发现这事与那个电话一点关系也没有时，便放弃了。马费伊曾说过要去意大利，但没透露任何细节。他是一个自作主张、从不与人商量的人。除了他妹妹和一个在他有钱时曾偶尔和他吃过饭的朋友之外，再没有人来拜访过他。我细细地盘问了她两个小时，却没看到一丝曙光，不过那个电话还是没让我灰心。最后我对她说："你在这里待一会儿，安娜。我要下楼去见见里奇太太。"

女房东证实了女孩对电话的陈述，并说她也不知道打电话的是什么人，尽管她也曾好几次试图打听过。我随便问了她几个问题，然后请求她准许我将安娜带回城。她拒绝了，说她不能一个人做晚饭。于是我掏出了一美元，她又问那女孩什么时候可以回来，说不能晚于九点。

在她拿走了那一美元后，我对她说："我没法打包票，里奇太太，我们老板问话可不管白天黑夜。不过她肯定会安然无恙、完好无损地回来的。"

我上楼叫了安娜，又拿上了抽屉里的一些东西。来到街上时，我看到敞篷车的挡泥板还在，轮子也没瘪，感到了一阵欣慰。

开车回城时，就仿佛悠闲地溜达一般，不想太快回到三十五街，因为每天下午四点到六点，沃尔夫总是在楼上摆弄花草，除非迫不得已，在那两个小时里打扰他可没什么好事。安娜完全被敞篷车震住了，两脚始终缩在后面贴着座位，两手紧紧地按在大腿上。这让我感到很好笑，觉得该对她友好一些，便说如果她能告诉我老板任何有用的事情，我就再给她一美元。六点过一二分时，我将车停在了距哈得孙河不到一条街的那幢褐砂岩房子前。沃尔夫在这里住了二十年，而其中三分之一的时间是我陪他度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