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维格农否认彼德伯格俱乐部成员想要建立全球统治阶层，“因为我不相信有这样一个全球统治阶层的存在”。相反，他声称，“商业影响社会，政治影响社会——这都很平常。并不是商业要和经由民主选举产生的领导们竞争世界的领导权”。

战争通常因为拓展疆域而起，但是在现在这个全球性的时代，商业和政治共同决定着国家存亡，这其中，经济居于主导地位。不管彼德伯格俱乐部主席说什么，有一点毫无疑问——该集团用经济控制着世界贸易。实际情况是：公众对他们每年举行的会议并不知情。他们秘密集会，讨论全球战略，在广泛的问题上达成共识。这种保密令人怀疑。而我的目的，就是揭开彼德伯格俱乐部成员的秘密，昭示这个秘密的世界领导人和连锁机构的俱乐部，是如何试图通过他们所操纵的、由美国为管理者的“国际法”，使所有自由国家屈从于他们的游戏规则的。

彼德伯格俱乐部成员“经营”着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因此可以决定贴现率、货币供应水平、利率、黄金价格，以及哪些国家能够得到贷款。通过控制商业链条上的货币和流动，彼德伯格俱乐部成员为他们自己赚取了数以百万计的美元。是“钱”和对权力的贪欲驱使着他们。

自艾森豪威尔之后，历任美国总统都是彼德伯格俱乐部成员。他们并不全都亲自参加会议，但都会派出各自的代表。和大多数英国政府的主要成员一样，前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是又一个彼德伯格俱乐部成员。甚至一贯高姿态的加拿大前总理皮埃尔·特鲁多，也是该集团的成员。之前，被集团邀请的人还有，联邦储备银行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希拉里和比尔·克林顿、约翰·克里、美林达和比尔·盖茨、理查德·珀尔等。

彼德伯格的成员还包括那些控制着你的视野和阅读的人——比如传媒界的戴维·洛克菲勒、臭名昭著的康拉德·布莱克（他之前拥有从《耶路撒冷邮报》到加拿大最新的《国家邮报》等超过440家媒体出版机构）、埃德加·布隆夫曼、鲁珀特·默多克，以及维亚康姆集团（国际传媒集团，涉及几乎所有传媒主要产业领域）首席执行官萨默尔·雷德斯通。是他们保护着这个秘密集团的秘密，而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彼德伯格”这个名字对你来说很新鲜的原因。

不论你看哪里——政府、大商业机构，任何其他谋求形式权力的机构——他们实行控制的关键就是保密。所有会议，诸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会议、G8会议、世贸组织会议、世界经济论坛、各国央行会议、欧盟部长理事会和欧盟委员会、欧盟峰会、政府内阁会议，以及数不清的智囊团会议等等，都是在紧闭的大门之后举行的。这样做唯一可能的原因就是，他们不想让你和我知道他们在讨论什么。那条为了掩盖事实的著名借口——“这不符合公众的利益”——真实的意义是，如果公众获悉他们在讨论什么，决定什么，这就不符合那些权力机构的利益。

除了这些通常的不情愿举行公开会议的理由之外，保密原则还出于论坛和会议自身考虑。比如，总的来说，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会议举行的地点，更不用说他们在会议上计划什么、讨论什么了。每年1、2月间在丹佛举行世界经济论坛，四五月间举行彼德伯格会议和G8会议，九月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和世界银行会议。出现了某种国际共识，这个共识为一个又一个会议所沿用。但这并不是哪个会议发起的。（不过）这个共识成了G8会议经济公告的基础背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阿根廷会议内容调整后，这一共识即被同时通知与会者；这也是美国总统向国会提案时的共识。

根据彼德伯格俱乐部成员1989年会议文件草案，首次会议“产生于大西洋两岸诸多领导人，对西欧和北美没有像他们本该做的那样，在关键的重要事务上紧密合作而表示的关注。彼德伯格认为，定期的、没有记录的讨论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战后的困难时期，以及影响西方国家的复杂力量和主要趋势”。

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两个家族中的主要成员，罗斯柴尔德勋爵和劳伦斯·洛克菲勒，为了使欧洲区域化的秘密目的，亲自挑选了100位世界精英。根据目前已卸任的菲亚特公司领袖乔瓦尼·阿涅利所说的那样，“整合欧洲是我们的目标，在政治家们失败的地方，我们企业家希望获取成功”。

伦敦《观察家》报的威尔·赫顿参加了1997年的彼德伯格会议，他说：“这里不制定政策，全是讨论，有些只是普通的陈词滥调，但会议就制定世界政策的基础背景形成了共识。”

据彼德伯格俱乐部的创始人、荷兰亲王本·哈德授权的传记记载（该传记的作者是阿尔登·哈奇），每一个彼德伯格会议的与会者都被“神奇地免除了公务”，来参加会议。他们成为“在会议期间各自国家的普通公民”。本·哈德亲王逝世于2004年，他是荷兰女王贝娅特丽克丝的父亲，也是英国菲利普亲王的密友。“当这些构成整个西方世界的代表从彼德伯格会议离开时，”亲王说，“他们带着集团的共识。具有无上权力的彼德伯格俱乐部，试图通过成员的讨论解决分歧，以达成一致，并因而当然地对出席会议的成员拥有重要的影响。”

事实上，从彼德伯格会议闭幕时起，所有那些在每年彼德伯格会议上讨论达成的各个领域里的共识，就被这些在政治和商业上强力的利益相关者通过主流媒体不遗余力地宣扬开来；与此同时，这些共识也成为驾驭那些显然是不同派别的国际力量的共同政策。一切似乎看来都“仿佛出于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