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一地和同事们打招呼，然后把夹克外衣挂到衣钩上，在自己的格子间就座。

我打开电脑，输进密码，进入个人电子信箱。邮件主要是办公室之间的通报，有时还传达一些政治动态，提醒你注意反政府的新思潮。

我查看电话留言。有一个电话是一个美籍巴勒斯坦线人留的，代号是“格比尔”，他说要给我提供一个重要情报，要求面谈，因为有些内容电话上不便谈。

此人真名是“伊曼德·萨拉尔”，实际上他们的情报没什么价值。我怀疑他是不是单凭感觉来判断情报重要不重要，也怀疑他是不是双重线人，更怀疑他是不是就为了不时地增加２０美元的额外收入才当线人的。或许他喜欢我？但我知道他更喜欢意大利食品，因为他每次都是挑一家意大利餐馆，让我请他吃午饭或晚饭。

最后两封来信有点问题，没有姓名落款，不过这反而引起我更大的好奇心。

桌子上有些文件，我随便翻了翻。

我工作中最大的挑战就是绞尽脑汁定出行动计划。曾有一位智者（其实就是我）说过：“不知道怎么干的事是永远干不完的事。”

过去侦破谋杀案件时，总会有一大堆的新旧案例供参考追查，而处理恐怖行动，你必须事先防范，遏制犯罪。

一年前处理完哈达德案件后，我被派到一个特别行动小组，巧的是凯特也在其中。这个小组主要任务是追缉该案逃犯。

但是一年后，线索断了，追踪行动也就慢慢凉了。为了节省国家开支，上司杰克·凯尼格把我、凯特和小组其他成员分别调到不同的岗位。

我是反恐特遣队特聘的谋杀案专家，来了就参与侦查这起恐怖分子制造的谋杀案。但是自哈达德案件之后，就没再有过类似的案件，所以我现在主要的工作是监控，调查局里那班从纽约警局来的人大都干的是这种活。凯特则被调去搞敌情分析之类的工作。

特别小组原来有一处办公场所，就挨着这层楼里的指控中心。凯特就坐在我对面，一抬头，我就能看见她那双蓝盈盈的秀目。现在我们被分开了，在我面前我不得不看的是前纽约市局情报处成员哈里·马勒。

我对他说：“哈里，怎么才知道一个阿拉伯人是良民？”

他抬头看我：“什么？”

“一个弹药打光了的家伙。”

他咯咯的笑了，说：“你告诉过我。”随后他用规劝的口吻说，“说话注意点方式。应该问一个阿拉伯恐怖分子和一个来例假的妇女有什么区别吗？”

“什么？”

“你应该去请教阿拉伯恐怖分子！”

我笑着说：“我也告诉你，你的话里两处毛病：种族歧视和性别侮辱。”

我应该指出，在纽约的阿拉伯和穆斯林社区内，98%是安分守法的公民，1%是可以利用的无赖，只剩下1%的才是不法分子。

我主要的职责是监视、询问那帮可用的无赖。当我得到有关真正不法分子的线索时，我必须向联邦调查局报告。调查局有时向中情局通报情况。中情局也理应向调查局通报一些有价值的线索。但实际上，他们互相封锁情报，当然也不会通知我。这一点真令人恼火。自从凯尼格把特别行动小组解散后，这也是我厌烦目前工作的原因之一。可能也正因为如此，凯特才用环航800航班坠毁事件在我面前提来提去，吊我的胃口，而我还真的上了钩。

说到中情局，我知道他们派人打进反恐特遣队，比如死去的泰德·纳什。但是你平时看不到他们，他们的办公室在别的楼层或街对面的百老汇290大道上。根据形势的需要，他们像幽灵似的进出特遣队。我最开心的时刻就是他们不在我面前晃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