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皇当局立刻占有了这个珍贵的矿物资源，并声称从现在起，任何进口土耳其明矾的人，将会被驱出教会，以此来垄断明矾贸易。的确，教皇保护这种珍贵的收入来源的措施太过强烈，甚至很快采取了更进一步的措施：从此以后，甚至任何使用进口土耳其明矾的人都不能得到宽恕。然而，这引发了教义问题，因为，垄断贸易（类似高利贷）是教会法律明确禁止的。幸运的是，教皇法院的神学专家很快发现了法律漏洞。当明矾矿使无宗教信仰的土耳其人失去了收入时，他们会被迫习惯于更严格地遵守基督教教义；这一目的充分证明，这种明显不正当的手段是正当的，在这种特定情形下，垄断贸易当然是无罪的。

作为教皇银行家，美第奇银行很自然地被任命进行明矾交易；它有一个已经建立起来的市场销售网络，以它的广泛的欧洲分行的形式存在。因此，在1464年，美第奇银行在托尔法控制了几乎一半的明矾开采。这一定是一笔相当大的交易，众所周知，1471年，在托尔法，明矾的年采掘量大约为七万坎塔（坎塔是古代整个地中海地区的体积量度单位，相当于一酒壶的量或是一大啤酒杯的容量），大约相当于三千四百四十四吨。

柯西莫由于病得严重无法监督这项生意，这项生意是在他去世那年开展的，由皮埃罗的岳父，罗马分行的长任经理乔凡尼·托纳布奥尼掌管。柯西莫死后，托纳布奥尼开始向皮埃罗抱怨，明矾市场几乎赚不到任何利润。由教皇当局控制的全面垄断非常不稳固，明矾市场经常被充斥，引起价格暴跌，扰乱了市场。他建议皮埃罗要么完全放弃明矾贸易，要么就设法从教皇当局那里获得独自经营权，实现美第奇垄断，使销售价格固定在一个适当水平。可是，1465年，发生在佛罗伦萨和威尼斯间的战争，导致教皇保罗二世撤回了在美第奇银行的账户，并把它转交给了他的一个亲戚。

这使美第奇银行陷入窘境：在保罗二世的控制下，想继续经营明矾生意都很困难，更别说要想垄断明矾市场。再一次，皮埃罗在他儿子身上冒了一次险。1466年3月，他派十七岁的儿子洛伦佐去罗马，依靠的不只是他年轻迷人的资质，而是他惊人的商业判断力。皮埃罗从佛罗伦萨写信给抵达罗马的洛伦佐，让他“任何事情，你认为怎么最好就怎么处理”。皮埃罗已经交代洛伦佐该说什么：只有美第奇银行负担得起配备长途航行的大型划艇，运送明矾到伦敦以及低地国家。当出现海难或是遇上海盗，任何小型代理商就会破产，而美第奇银行负担得起这样的损失。洛伦佐的社交风度和皮埃罗的令人信服的论据的结合，赢得了胜利，1466年4月1日，美第奇银行被授予明矾独家经营权。就在皮埃罗收到回信的第二天，托纳布奥尼高兴地向他保证，从现在起，在伦敦和布鲁日市场，明矾的价格将会是先前的两倍，未来几年，美第奇银行确保了一大笔巨额收入。

关于这笔收入究竟有多么巨大，估计出的数据众说纷纭。据悉，每开采一坎塔明矾，银行只支付教皇当局不到两弗罗林的开采费；而美第奇银行在布鲁日每坎塔明矾经常赚三到四弗罗林。即使考虑到海运花费，银行每年仍获利大约七万弗罗林——这的确是一笔巨款。而直到1420年，整个美第奇银行在二十三年里的全部利润，才只有十五万二千弗罗林。

患痛风的皮埃罗还保持了美第奇家族另一个伟大传统，那就是资助。当柯西莫致力于以建筑的形式为美第奇家族留下永恒的遗产时，他把委托创作绘画艺术的授权，交给了他的儿子乔凡尼和皮埃罗，这个决定不仅显示了他们在绘画方面的兴趣，而且也含有显露知识的意思。当他的父亲活着的时候，甚至在他自己统治时期最繁忙的五年时间里，皮埃罗都会定期委托许多画家画一些作品。他继续资助他父亲喜欢的艺术家多那太罗，1466年，当多那太罗去世的时候，遵照艺术家的遗愿，他把多那太罗葬在圣洛伦佐大教堂、柯西莫的旁边——暗示出美第奇对为他工作的艺术家的深深的情感。美第奇是最先公开承认艺术家不只是工匠，艺术家们才自信地与人文主义者携手并进。他们开始相信自己，用他们独特的视角观察着世界，的确，这些“天才”的艺术家的思想，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被传承下来。我们将会看到艺术家们展现出来的独特的智慧，独特的行为，独特的自信——然而，矛盾的是，所有这些导致了他们独特的心理上的痛苦。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当他只能躺在美第奇宫的床上时，他获悉，他的派系中的几个难驾驭的年轻成员，开始利用美第奇的支配地位——“好像上帝和命运已经把城市作为牺牲品送给了他们”，像马基雅亚维利写的那样。其他家族成员在夜晚时被伏击，有时甚至在白天，当他们从圣洛伦佐教堂（通常被视为美第奇家族的领域）附近的繁华区域经过时被抢。尽管皮埃罗病情严重，但他还是把一些头目召集到他的床边，并警告他们，如果他们继续在佛罗伦萨街头对某些家族构成威胁，他将不得不召回这些家族被流放的领袖，以保护美第奇家族成员和他们的亲友。这种虚张声势的办法果然奏效，佛罗伦萨的街头再次恢复宁静。皮埃罗的遗产使佛罗伦萨和周边的城邦间恢复了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