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月1日史迪威在日记中记道：“乔治要我去——跟他呆了一个多小时。都是有关东方的问题。”马歇尔介绍了英国和中国之间发发生的争执，并说他正在寻找一名高级美国官员去重庆维持和睦。可能是在史迪威的建议下，当时提及了陆军高级军官、现任第一集团军司令休·德拉穆（Hugh A. Drum）少将的名字。也许之前马歇尔曾经让他推荐一个人，因为史迪威曾与多恩谈及此事，而多恩推举了德拉穆。他当时是这样说的：“委员长是个装模作样的人，我们就把最装模作样的人送给他。”

德拉穆是个架子很大、自以为是的浮夸之人，曾任远征军第一军参谋长，后任潘兴的总参谋长。当再次爆发战争的时候，他想率领下一支美国远征军。德拉穆在上一年夏天的演习中曾经因举止傲慢和说过一些尖刻话而激怒了马歇尔；马歇尔知道让哪些人担任需要实力的指挥职务，并很高兴有办法让野心勃勃的德拉穆得到满足。尽管他没有在中国的经历，但是他的军衔对中国人来说算得上是种恭维。已在中国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负责任的马格鲁德威望不够；另外他已经厌倦，并对中国人感到失望了。对史迪威来说，剩下的唯一选择是明摆着的：“我？不，谢谢你。他们记得我还是一个可以踢来踢去的小不点儿上校。他们看见我徒步走在尘土中，跟苦力交往，坐着运兵车旅行。德拉穆架子够大，而且通过翻译交谈还可以多花些时间；他会慢慢作出决定并会坚持他的尊严。无论怎样还是让德拉穆去。”

此时由于计划和对物资方面的担心，“运动员”计划已经陷入深深的混乱。对于西班牙、空中掩护、潜水艇、运输并对“冒着炮火、必然经受的惩罚以及供给方面的困难陷入一个陷阱”整体上是否明智，均有顾虑。史迪威听说他由于“主动性、思维敏捷和决断性”而被选中，而美国人的第一次进攻必须胜利。“这不错。不过谁愿意做一种标志？”在跟马歇尔以及其他人商谈过之后，他写道：“所有的人都反对……所有的人都认为手段匮乏，交通没有保障，复杂因素众多，主要事实不清，后果严重。”然而计划仍然继续，因为正如史迪威所看到的，“英国佬想让我们承诺下来”并对罗斯福彻底“实施了催眠术”，结果罗斯福“也迫不及待地想做点事情……‘什么，废话，我们干得了。’这个天真的人觉得奇怪，为什么不能卸船卸得快些。他说，‘对于处于危急之中的人来说，两个星期是很长的时间。’”史迪威轻蔑地称罗斯福“在军事方面是个十足的业余人士”，易于产生“各种怪想法，想像以及各种突然的幼稚想法”，并且“上了英国人的当了”。此外，“海军是他所珍视的，而陆军则是后娘生的”。

到了1月10日，“运动员”计划“正在变得争议越来越多……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是一场疯狂的赌博……整个见鬼的东西都是不对的。我们应该先清理太平洋然后再转向东”。1月14日，在浪费了三个星期“制定那些我们可以证明是行不通的计划”后，在最后一次阿卡迪亚全体会议上作了最后陈述。此时，由于预计在利比亚可能遭受挫败，英国的态度已经冷了下来，结果同意推迟“运动员”计划。

当天晚上史迪威应邀到陆军部长家里做客；他在那里得知，用史汀生的话说是，“命运之指已经指向了你”，而这个方向是指向中国。在德拉穆将军正在醉心于“运动员”计划的时候，他被召往华盛顿；他以为这是让他通向伟大的召唤，因此带着40到50名参谋人员到来。然而他发现并没有任命他为潘兴的继任者，却准备派他去中国，而且没有部队可以供他指挥，在目标和指令方面的混乱较之“运动员”计划更加严重。

美国战时对华政策开始在跟德拉穆的讨论中显现出来。根据史汀生告诉他的，这次使命的意图是在早期作战中将中国作为基地，并最终“由中国或者通过中国发动有效的反攻”。其次的目标是让他所说的处境艰难并可能跟日本单独媾和的中国继续作战。史汀生确定了三项主要任务：“完全支配”租借物资，全面指挥美国空军在华的作战活动，并可能在蒋介石的提议下指挥中国部队；蒋介石曾经提出“交出他的一两个军”。

马歇尔的说法则侧重点有所不同。除了将中国作为空军基地维持下去并增强航空志愿队之外，主要的目标是“武装和训练在中国的中国部队”，以使他们可以更有效地对日作战并限制日军在太平洋的活动。在陆军部看来，这便是租借法案的目的所在。马歇尔由于自己有在中国的经历，因此他对中国士兵潜力的看法跟史迪威的大致相同。他知道中国士兵吃苦耐劳、不怕死，并在对冯玉祥的地盘访问时对他部队的纪律印象很深。这让他相信，如果有称职的人统领的话，那么就可以铸造一支“不可战胜的”部队。他认为中国连级以上的将领都不称职，需要更换或者重新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