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的第二个人是罗斯福。在跟陆军部长告别时史迪威提出，如果他能够替总统捎一封私信，那么这可以增加他在委员长心目中的声誉。史汀生安排了会面，解释了会见的意图，这样2月9日史迪威去白宫第一次拜见他的总司令。这次会面持续了二十分钟，但没有像跟史汀生在安静的壁炉边那次会晤那样产生相知之感。考虑到史迪威带着偏见而罗斯福有那种一个人夸夸其谈的习惯，这种结果也并不意外。在家里史迪威是个普通的共和党人，跟那些憎恨罗斯福的人有同样的想法，立场也一致；在这方面他深受他哥哥约翰的影响，而约翰属于这类人中态度极端的人。如果正如一位观察者说的，史迪威那烟嘴是“像罗斯福那样往上翘的话”，那么这种相似纯属巧合。然而就他们对中国的希望而言，他们的相会还是有共同立场的，如果一方给另一方机会的话。总统可以对真实的中国有更多的了解，而史迪威也可以更多了解总统的真实目的。

罗斯福喜欢谈话时自己滔滔不绝，这个习惯根深蒂固，以至于经常跟他打交道的人想出了一些特别的办法让总统能够听到他们的话，这包括吃饭时在他嘴巴塞得满满的时候跟他说话，或者让他先说五分钟，然后毫不客气地打断他。据说打电话时史汀生部长曾经没等罗斯福说完话就把电话给挂了。他脾气好，有直觉，相信实践，工于算计，多变，狡诈，缺乏原则，而且他的思路往往没有连贯性，经常是跳跃性的。他经常会同时有几种思路，他的动机也是含混的。那种指导他的连贯性，用他女儿的话来说，便是“他的未来感”。正如一位英国观察家说的：“他对民主的未来信心十足。”他最突出的特点便是他的自信——有些人认为他过于自信了——这也许是因为他征服了自己的麻痹症，这让他感到世间再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了。

他经常看上去很轻浮，其实未必，他常常是靠闲谈掩饰他的想法，正如史迪威是靠沉默来掩饰他的想法一样。在罗斯福闲聊曾参与中国贸易的祖先的时候，他竟然悟出了对一个了解中国的西方元首来说最重要的东西：正如1935年他在给一位朋友写信时说的：“有些力量是你我都无法了解的，但是至少我知道，他们对我们西方人来说几乎是无法理解的。不要让所谓的事实或者数字诱使你相信，西方文明的某种作用能够深入影响中国。”

史迪威觉得他“热情而令人愉快——而且浅薄。印象不深。他好像把我当成拜访国会议员的一个选民。散漫地谈到他对战争的想法——‘我设想的是一个2.9万英里长的前线，’等等。很多浮夸的东西”。在这“等等”之中包括了总统所说的他预计战争将在1943年结束，“自现在一年后”将会出现转折，将向澳大利亚提供两千架飞机，蒋介石没有把希特勒看成共同敌人，所有的敌人都是平等的，所有的盟友都要同舟共济，还说他不想让蒋夫人来访问。“我已经听够了，因此插话问他是否有话捎给蒋介石。他显然没有话要捎，因此又说了五分钟，竭力想说出什么能震撼世界的话。终于他想出来了——‘告诉他我们会永远坚持下去，我们打算坚持下去，直到中国收复所有失去的领土。’”

这个不寻常的目标实际上成了美国的政策，尽管也许不能像史迪威那样对之嗤之以鼻。正如一年后在卡萨布兰卡谈及无条件投降时的情况一样，罗斯福宣布的很多不同寻常的决定看上去好像未经过思考，实际上，这些决定尽管可能未经过事先商讨，但是却反映了他的基本信仰。他对史迪威所阐释的实际上是偏离政策的，但是虽然这没有经过正式报告，当史迪威尽职尽责地向蒋介石转达这个意思的时候，这就变成了一种承诺。通常一个国家不会试图帮助另外一个国家收复其失地，哪怕是盟国也不会，况且1944年罗斯福还声明说：“我不想让美国背上在战后重建法国、意大利和巴尔干的负担。”

在公众心目中，中国是个受欢迎的盟国。罗斯福在1月6日向国会致辞时曾经提到了美国在战争中已经与之携手的盟国；当他提到“勇敢的中国人民”时，这引起了自发的、最为热烈的掌声。总统接着说：“这几亿人在四年半的时间里经受了轰炸和饥饿，面对日本的先进装备和武器，一次又一次地痛击了入侵者。”伴随着勇敢而富于耐心的中国人民的是“痛击”日本人的玄机，对此重庆的战报总是大事渲染的。比如珍珠港事件之后中国政府曾经宣布，派遣两个军对进攻香港的日军后方发动袭击。尽管并没有作出这样的调遣，但是12月15日的一份战报报告说，这些部队已经跟敌人交火并给敌人造成了1.5万人的伤亡。同样，基于这种天方夜谭式的气魄，蒋介石在1月时告诉美国政府说，他准备发动反攻将日本人赶出印度支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