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我们要挨揍了。”史迪威4月16日在给妻子的信中说。生平第一次担任作战指挥便吃了败仗，这样的前景让他怒火中烧，急切地想复仇雪耻。他已经在计划怎样反攻夺回缅甸了。不论英国人怎么看待缅甸，在他的头脑中缅甸仍然是通往中国的重要走廊，将来要在中国进行对日决战。战斗将由他指挥的中国人进行，但他希望到时候有美国人士兵加入。

在灾难即将临近时他制订了重返缅甸的作战计划。这需要把中国部队转移到印度并在美国人指导下进行训练和装备，使之成为反攻特遣队。他从来没有对公众宣布过“我将要回来”，但是这个决心仿佛是刻在铁板上的，从来没有动摇过。他要战胜现在正在使他吃败仗的敌人，而且还要证明，只要有合适的指挥官，中国军队本身是可以担当此任务并拯救他们自己的。4月16日，他让一个参谋将计划带往重庆送交蒋介石批准。

作为蒋介石的总参谋长，史迪威建议说，由于通过缅北的到中国的陆上和空中供应线可能被日本空军切断，因此中国军队如果得不到武器，就必须到有武器的地方去。他提议在印度整编并训练两个军，每个军由三个师组成，团级以及团级以下指挥官由中国人担任，更高的指挥官和参谋先由美国人担任，直到中国人有能力担当此职为止。他谈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部队怎样到达印度？他极为大胆地提出，在“尽可能得到美国航空运输公司的帮助下”，可以从密支那经孟拱和新平洋（Shingbwiyang）（这些后来被人熟知的地名当时让人恐惧）穿过缅北，经过利多公路到达阿萨姆邦的铁路起点站。他得到通知说有二十五架运输机已经组装完毕，有的正在前往阿萨姆邦准备开始行动。他希望中国部队的转移能够在5月15日开始，也就是在雨季开始的时候。因为他知道这是最糟糕的时间，只能假设他选了一个尽可能早的日期，因为蒋介石是没有能力在这一天就开始行动的。

史迪威确定该计划的目标是“夺回缅甸”，主力军为在印度训练的中国部队，此外由中国驻云南各师发动辅助进攻。他从来没有改变这个计划。蒋介石两周后“总体上”同意了，条件是如果印度发生暴动，中国军队不得用于支持英军镇压印度人。美国陆军部也批准了这个计划，因为这符合美国借助本地部队在亚洲大陆作战的想法。

史迪威仍心存侥幸，以为缅北一线尚可守住。他想通过卡车和火车调集二零零师填补中国军队和英军之间出现的一个空隙，不过后来证明这是徒劳的，正在此时，指挥部传来了有关对东京发动杜立特尔空袭的消息；这次极其冒险的行动原来指望能为陈纳德的空军增加十六架B-25轰炸机的。这十六架飞机无一幸存。由于这些飞机被迫在比原计划要远的距离上从航空母舰上起飞，因而均耗尽燃料，坠毁在中国的日军占领区或者接近占领区的地方。日军对中国人救助了美国飞行员的地区展开了惩罚性扫荡，并派遣五十三个营破坏了那些可能用于再对日本本土轰炸的中国机场。尽管这分散了敌人的一些兵力，但是杜立特尔的初衷原是为了鼓舞美国人民的士气并改善生产停滞不前的状况，让笼罩在悲观中的联军看到胜利的希望。这个目的达到了，但代价是很多中国人家破人亡，蒋介石也愈加不满。出于保密，直到行动开始前一周才向蒋介石通报这次将在他的地域展开的行动。他极力反对，担心敌人的行动会使摧毁浙江的一些机场。然而他被告知这次行动已经准备到了无法取消的阶段了。这次事件使他更加确信，中国人并没有被看成是个平等的盟国，更别说一个大国了。在缅甸的官兵们愈加孤立无援了；他们不必再朝天上看飞机是属于谁的了，因为飞机肯定是日军的。

4月20日开始了致命一击：日本人奔袭腊戍的部队突破了东翼防线，击溃了第五十五师。“灾难降临垒固。第五十五师完全击溃……甘丽初吓坏了……天哪。这可能把我们完全掐死的。”通过中部前线的一个间隙日军包抄了第九十六师的一翼。“这里好像也面临崩溃。上帝啊。让塞伯特去看个究竟……电话线全被切断。英军会不顾我们逃跑吗？是的。结果已经非常明显了。”

史迪威接着几天千方百计想堵住缺口，重新集结，统一计划，并试图按计划重新部署混乱的军队，但是溃败已经势不可挡。没有几个中国部队是在他们应该在的阵地上，而且因为没有卡车，也无法将士兵运到这些阵地上。“大约在4月18日腊戍有6.5万加仑的汽油和850辆卡车。”史迪威顺便提了一句。可是这些卡车正忙着将物资运往中国，无暇顾及中国士兵。火车被阻截或者抛锚了，指挥官联系不到，军纪已经涣散。联络官带来了“不服从和找不到人的消息”。（史迪威这里旁白了一句：“困境中的士兵们面无表情地看着我，好像看我怎么办：‘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也垮掉？’”）

杜聿明和甘丽初将军担心丢掉自己的兵力，他们阻止部队前进，甚至命令后退，有一次一个师级指挥官想战斗也不行。为了收复日军先头纵队夺取的一个叫东枝（Taunggyi）的关键地方，史迪威亲率一个中国连冒着猛烈的炮火反击，并要求坚守阵地直到援军到达。接着根据罗卓英的建议，他提出，如果在五点前占领东枝，就将有5万卢比的奖赏。结果，东枝很快就攻下了，比桂东还提前了一个小时。奖赏的方法看来生效了，史迪威也试图使用惩戒，但是失败了。第五十五师全部逃往山区，史迪威要求处决师长陈勉吾或交由军事法庭审判。但他的要求未被接受。说到第五十五师，史迪威有些心寒地对贝尔登说：“一点痕迹都没有了。这是我看到的最糟的事。昨晚上我还有一个师，可是今天全都消失了。”

史迪威在一个阶段小结中总结道：“这是个不可救药的局面，我不得不竭力看清这一切。蒋介石使得我无所事事，我最好现在就老实承认。”蒋介石的腊戍之行只不过是场闹剧；“完全糊弄了我，我真蠢……我当时以为他是真诚的……”史迪威无法统领高级指挥官，除了像孙立人等人外，其余的人都完全接受了委员长的信条，认为对日防御要三比一，进攻则要五比一。史迪威不无羡慕地想到八路军，并对参谋人员说他希望能“把共产党弄到这里来打仗”。

中国军队囤积物资准备应付更大的危机，这也妨碍了战斗。中国由于一向物资匮乏，因此囤积在文化上似乎也具有了必然性。在重庆的蒋介石曾亲自一个一个调动第五军的九辆坦克分散行动，因此这些坦克无法集中发挥其力量。在东吁，亚历山大问杜聿明，他前一天还看到的那些经过伪装并很好地放置于炮位的野战炮到哪里去了。杜说已经把它们撤到安全地带去了。

“你的意思是它们不会参加战斗了？”

“完全正确。”

“那它们有什么用？”

“将军，第五军是我们最好的部队，因为它是唯一有野战炮的部队，所以我不能冒险使用这些炮。如果失去了这些炮，第五军就不再是最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