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人类燃烧化石燃料是造成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的定论来自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第四次评估报告。但是，IPCC报告在形成过程中存在严重瑕疵。首先，报告引证的材料主要来源于发达国家的公开文献，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文献基本不被采纳。[1]例如，美国的SCIENCE杂志的影响系数超过30%，而中国权威的《中国科学》及《科学通报》却不到1%，而SCIENCE杂志每年发表来自中国的文章只有十多篇，而且多数还是与中国的一些特色研究相关，其他主要发展中国家与中国遭遇的“技术壁垒”大致相同。其次，对于气候变化有着重大影响的自然变化因素，几乎不在报告的视野范围之内。根据相关专家介绍，气候周期性变化伴随地球的诞生已经有了非常久远的历史，而且每隔10万年就有一个比较温暖的时期，暖期持续有几千年到2万年不等，如今已经持续1万年。即便如此，IPCC给自己报告的核心结论“人类燃烧化石燃料是造成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评价是“可信度超过90%”，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其实，气候变化、地球变暖即便有超过90%“可信度”，但是地球变暖的结果是好是坏、好坏程度仍没有定论。对气候变化议题，政治家似乎比科学家更有热情。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副总统候选人阿拉斯加州长莎拉·佩林(Sarah Palin)部分揭示其中的玄机，佩林虽然不是气候专家，然而是一个政治专家，而且有共和党为其配备的强大顾问团队，因此她在竞选期间的讲话不仅仅是她个人观点。佩林清楚气候变化议题的政治化成分，一直对人为活动造成全球变暖的说法持怀疑态度，“如果是人为的，那也是戈尔制造出来的”。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在卸任之后，一直积极从事气候变化议题的宣传与相关产业运作，由此赚取数以亿计的美元财富。2007年10月，鉴于戈尔对人类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戈尔和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中国人很清楚，诺贝尔和平奖本身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总部设于伦敦的世代投资管理公司是“环保主义者”、美国前副总统戈尔的产业。他与高盛公司前任CEO戴维·布拉德合作，斥巨资投资丹麦的诺和诺德公司，而该公司的子公司Novozyms在生物乙醇蒸馏过程中的参与程度高达40％。生物乙醇造成的最严重后果就是带来了大约9亿的饥饿人口，至少这正是美英粮食卡特尔所追求的效果。2009年，全球12％的收割玉米都用来生产了生物乙醇。

2009年11月20日，国际媒体披露英国东英吉利大学气候研究中心（该中心为研究气候变化的领先机构，为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提供重要参考依据）遭到黑客入侵，数以千计电子邮件和数据文件被盗载，随后在一个气象科学家网站上公布。这些邮件和文件内容显示，在过去几年间，有关科学家涉嫌操纵数据、夸大人类对全球气候变暖所产生的影响。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于哥本哈根召开的关键时刻（12月7日），“气候门”爆出，一方面给气候变化鼓吹者一记闷棍，一贯连篇累牍报道气候问题的国际主流媒体对该事件显得非常冷淡，英国BBC甚至一度取消有关该事件的网络评论；另一方面，极大地鼓舞了作为非主流气候变化怀疑论者的斗志，他们坚称“总有一天全球变暖论将被揭露为一场骗局”。

但是，在气候变化议题上，发达国家拥有强大话语权与近乎的绝对主导权。12月4日，来自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多所名校25位美国科学家发表公开信，称这些邮件的内容无法动摇全球变暖的现有结论，决策者和公众应该明了控制全球变暖的紧迫性。信中说：“人类活动是全球变暖的主因，证据是压倒性的。被盗的电子邮件内容不管怎样对于我们的总体理解没有影响，即人类活动正将全球变暖推进到危险水平。”多个发达国家政要轻描淡写，称“气候门”不会影响国际社会为遏制地球变暖所做的努力。“非主流”气候变化怀疑论者的声音很快便被淹没。发达国家的绝对主导权是因为他们都已经完成工业化与城镇化，居民家庭总体上也实现了生活现代化，除了汽车尾气排放外，基本步入“低碳经济”的发展轨迹。

气候变化是自然科学问题，气候变化议题显然在自然科学之上，打上了明显的政治烙印，涂抹了浓厚的道德色彩——人类生存。自然科学上的“可信度”与政治化与道德化成分，使任何一个国家政府都不敢正面挑战“人类行为导致气候变化而且是变暖”的定论。在毫无疑问的前提下，西方大国高分贝吹响了集结号：“Let’s 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