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北京民主胡同10条(1)

民主胡同40条 作者:司马南


  

北京民主胡同10条

民主是根治腐败的“不二法门”吗?

俞可平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在我看来,民主是个最不坏的东西,它并不是天然的康庄大道,它是沟通四面八方的小胡同,当然,这里面肯定有死胡同。

——笔者乡党,媒体评论员老梁(梁宏达)

后夹道1

为什么新加坡领导人对自己政治模式有信心?

问:刚才会议主持人介绍您属于成功人士,成功人士好像生活在真空里,要戴着墨镜上街,所以您看不到社会真实的情况。您不认为中国今天的腐败问题十分严重吗?您不认为民主是世界上已经被反复证明了的解决腐败问题唯一有效的方式吗?如果是为了人民解决今天的官府腐败问题,一些人对投票的事痴迷一点,盼着通过投票把贪官投下去,把好官投上来,这有什么不对的呢?

司马南:中国今天的腐败问题“相当严重”的说法,我同意。通过投票把好官投上来,把坏官投下去,我非常赞成。

我怎么会生活在真空里?我就生活在人堆里。今天,我是起个大早,乘2号地铁,换4号地铁,再打车,才来到北大的。平日里,我路近,骑自行车;路远,乘地铁;地铁够不着,打车。有时,顺路,也乘公交车。为什么公交车乘得少呢?因为公交车小偷多,车又晃悠得厉害,不便于看书。我最喜欢地铁了,尤其是13号线、八通线、4号线、5号线,新地铁又宽敞又明亮视线又好,适合读书。

我们家在外地的亲戚朋友,下岗的、吃低保的、连低保都没有的大有人在。因为前些年揭穿神功大师江湖骗局的事情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缘故,也常常有人找我打官司,维护自己的权益,申述个人的主张。听他们的故事,我常常被感动,更常常愤愤不平。告诉诸位,我在重庆等电视台是“农民工”节目的主持人,几百期节目啊,讲的都是弱势群体农民工本身及其家庭的故事,与我搭档的女主持是演员方青卓,一个感性而真诚的女人,几乎每一期节目,方青卓都要挥洒眼泪……对于中国社会,对于腐败问题,我了解的不一定比在座的年轻的朋友们更少,对于腐败,我也有切肤之痛。

所以,当有人期待、主张用民主的方法来根治腐败的时候,我投赞成票,这是没有疑问的。

但是,我必须以一个成年男人的理性思考,告诉持有这种想法的年轻的朋友,你们的心情我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你们的想法却未必周延,亦即我不太认同所谓的“民主方式是解决腐败问题的唯一方式”。我们的认识不能仅仅停留在“民主”二字的表面上,这几天,我连续地反复地讲过,民主有各种各样的面貌,不能只看表象。

请诸位不妨先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新加坡,这个被某些西方人视为“家族式独裁”,或为“亚洲价值”,或“另类民主”的国度里,腐败的情况严重不严重?

……

西方学者变换不同角度来观察新加坡的政治体制,均认为其是“不折不扣的威权政治”,既不自由,也不民主。但是新加坡的经济成就,足以使最挑剔的经济学家闭嘴;新加坡的廉洁指数,足以令“标准版的民主国家”妒忌。

1959年建国,1965年独立,四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四百美元上升至三万八千美元。新加坡国民人均收入已经超越了西班牙和新西兰,是其近邻马来西亚的五倍之多,甚至略高于日本,居亚洲之冠。新加坡属于发达国家,但拥有一般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时才可能有的发展速度,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它没有民主政体,又没有石油出口,但是不可思议地使人民拥有高收入,国家有尊严有地位。

看资料啊,新加坡约四百五十万人,面积仅有六百九十九点四平方公里,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公里六千二百人,乃世界人口密度第二大的国家,仅次于摩纳哥。除了交通便捷以外,可以说,没有任何资源和能源可资利用。

金融危机打破了美国普世价值的神话,新加坡领导人对自己的政治模式更有信心。李光耀老头很倔,骨头很硬,说话也给劲:“新加坡的政治制度一定会不断演变,但是这些改变啊,不是为了满足人权组织、非政府组织、西方媒体的要求”——这句话牛啊,值得中国的个别的见了洋人总是直不起腰来的外交家、政治家参考。

诸位看到了新加坡的经济成就,也承认它是世界上廉政指数比较高的国度之一,那么,拜请诸位再作思考:中国的香港在1997年之前,有没有一人一票的民主呢?香港同胞有没有什么民主权利呢?

看来大家同意香港1997年之前没有什么民主的说法,因为那是英租界,是殖民地。可是,香港的廉政指数高不高呢?

香港的廉政指数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一直比较高。在全世界范围内,毫无疑问,香港地区的廉政指数是名列前茅的。

一个香港,一个新加坡,举这两个同属于华人世界的小例子,我试图说明:第一,投票不投票,与腐败不腐败之间,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一种简单的因果联系。第二,民主与不民主,真民主与假民主,并非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可以离开社会文化环境与条件,单独提出来论斤论两,上秤称个明白。

李光耀1992年提出一个概念“亚洲价值”,他将东亚社会的经济发展成就归功于亚洲独特的价值观,核心为儒家文化。李光耀坚定地认为:“牺牲个人利益来追求群体利益,是亚洲地区快速发展的一大动力”。

也许有人记得,1993年,中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亚洲国家在联合国人权会议前,拟订签署了一个“曼谷宣言”。该宣言的核心就是提出了一个原则——人权议题必须要考量到各个国家在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及经济发展上的差异。亦即说,“曼谷宣言”就是张扬“亚洲价值”,而“亚洲价值”理所当然地不屑、不受、反对“普世价值”。拿粮票打个比方,亚洲价值乃为地方粮票,兼具浓厚的文化相对主义色彩。

大家可以想见,随后在维也纳召开的联合国人权会议上,民主普世不普世、人权普世不普世,人权高不高过主权,等等一系列问题,该有多么激烈的争论。每个人都坐在自己的那把椅子上讲个不停,决定嘴巴的是脑袋,决定脑袋的是屁股,决定屁股的是那把椅子,决定那把椅子的是利益。

李光耀牛啊,他的椅子无人撼动。因为他领导的新加坡,在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社会治理,尤其是腐败治理问题上有令人信服的成绩。

欧美代表恼了,你,你们以“亚洲价值”为名,行威权统治独裁专制之实!

亚洲代表应该反唇相讥:你,你们以“普世价值”为名,行弱肉强食的强盗规则!

后夹道2

富翁俱乐部的大款和街头流浪汉是不可能平等的

问:您会说话,就等于您有道理吗?“巧言令色,鲜矣仁”知道是说什么人的吗?投票即使不能直接清除腐败,也和自由平等有最大的相关度。一人一票关乎自由,一人一票体现平等,您凭什么贬低一人一票的民主权利?

司马南:这位小哥,请息怒。没有人贬低一人一票,前提是有人夸大一人一票的作用,神话一人一票。

我只是在说,一人一票只是具体的民主形式之一,它不是民主的实质性问题,在其他条件尚不具备的前提条件下,一人一票鲜有意义。

说到自由,说到平等,依照河清先生转述的法国学者的分析,当今的社会当中无非是三种平等:一是政治上的平等;二是民事权利上的平等;三是社会财产权利上的平等。

“一人一票”的形式,可以理解为是政治上平等的表征;到法院起诉某人,主动当原告,被动当被告,可以理解成是一种民事权利上平等的表征。但是我请问,作为一个老百姓,拥有了投票权和到法院起诉某人的权利,你在加油站打工,你在店里送外卖,你刚找了一个打更的活干了两个月又被老板炒了,与那些腰缠万贯的纽约证券商人石油大亨,真的是平等的吗?

想一想什么地方不平等?

对呀,财产权利不平等、社会条件的不平等,所控资源的不平等。这才是真正的不平等啊。这后一条不平等,即社会条件不平等才是问题的重点甚至是问题的全部。离开这个问题,奢谈什么政治平等、民事权利平等,有什么意义?

所以,在今天的西方社会,人们穷的穷,富的富(中国也有人主张沿着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小径,徘徊于这条小平同志生前千叮咛万嘱咐绝对不能走的路),一人一票的平等权利能够弥合这种社会财产权利上的不平等吗?如果没有社会财产权利上的平等,止于一人一票的所谓政治的平等,在我看来,这种华而不实的东西非但不是平等,反而是对平等的一种嘲弄。

这不是司马南的观点,也不是什么新鲜的观点,看看100年前马克思的著作吧,正是基于这样不平等的现实,马克思写出了工人阶级的圣经——《资本论》。

有钱人和穷人是不可能真正平等的。

富翁俱乐部里边出来的大款和街头乞讨的流浪汉是不可能平等的。

王熙凤和白毛女也是不可能平等的。

到投票站去每个人一票,兜了一圈回来,以为一人一票就是平等了,至多是一种“虚假的认同感”。

后夹道3

我们要建设的民主,是“窝里穷横的”民主

香港中文大学王绍光先生把那些痴迷选举的人所独爱的一人一票的竞争性选举方式概括为“选主”,我以为这个概括堪称点睛之笔,极为准确、形象。王绍光是在咱们北大讲演民主问题时提出这个概念的,但是形成这个概念据王绍光自己说要更早一些。

“选主”的本质有两条:一是虚假的认同感,以形式替代掉了民主的内容;二是“金主”,也就是财富在这当中顽强地体现着资本的意志。这种“选主”很容易沦为有钱人的游戏,是有钱人忽悠着穷人玩,穷人以为自己在里边真起了作用,屁颠屁颠很高兴。

×××等人津津乐道于美国民主光鲜生动,可以全国直选总统,投出神圣一票,决定谁当总统,还可以随便骂总统,但是,诸位想过没有,这一票其实没有那么神圣,我宁愿世俗一些。

那么,怎么才叫世俗呢?请问,你敢跟自己的顶头上司、老板说个“不”字吗?对所在公司的老板,你张贴大字报批判批判民主一下试试?你到网上给他来个人肉搜索,臭他一顿再告诉他“就是爷爷我干的能咋地”,你敢吗?

你为什么唯唯诺诺往后出溜呀?要说民主,这才是真正的民主,这才是与自己利益切实相关的民主!

经验告诉我们,真正的民主就要“窝里横”,巧言令色,却就是不敢窝里横的民主,很可疑,没有用。我们要建设的民主是“窝里穷横穷横的”民主——最普通的百姓有话语权。真正的民主就是要关心自己的切身利益。那些不敢关心下层百姓切身利益的民主,那些飘在天上的民主,只是虚假形式感而已。

后夹道4

中国美国,谁更腐败?

问:一个自称实行人类最先进社会制度的国家,为什么到处都是猖獗人民痛恨的腐败?为什么到处蔓延着触目惊心的社会罪恶?从来被认为勤劳善良朴素正直的中国老百姓,为什么竟然“良心大大地坏了”,包括司马南在内的所有虚弱的解释都无法消除我们内心深处的疑惑不解。

不谈制度,不谈价值,不谈新加坡,也不谈联合国,别扯那么远,我的问题非常简单集中——请您回答:中国和美国,到底谁最腐败?

只要您一句话的回答!

然后,再请您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会这样?

……

谢谢大家的掌声鼓励。我相信,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是大家的心愿。

司马南:大凡这类“最”之类的问题,是电视台、报社新闻实习生(对不起,没有贬低您的意思)最喜欢提的问题,而人家回答起来,要么是敷衍您,要么将您的问题所涉及到的所有方面统合运算得出“最”来,这实在是一个巨量的运算,不使用“云计算”技术,短时间里断难答出。

要认真比较两国之间的任何一方面的情况,必须要有第一手的事实,有公开明确的标准,有公正的评价体系方法,甚至需要一个班子,较长时间的工作,作为一个课题进行专门研究。这些我都不具备,所以,我一句话答不上来,两句话也答不上来。

我读到一位美籍华人写的一篇文章,专门讲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作为个案,也许值得参介。文章作者的话很肯定:“真正的美国比中国腐败一百倍也不止”。

比中国腐败一百倍不止的美国,是“真正的美国”,而不是媒体传播的人们印象中的美国。可是怎样感受到的美国才是真正的美国呢?作者写道:当真正踏上美国国土以后,当我真正生活在这个传说中的民主自由人权集大成的美利坚合众国的时候,“我才发现,我长期向往的,彩虹似的美国在我面前坍塌了。我脑子里历经十几年反复思考形成的右派理论,民主自由人权理念堆积起来的右派理论坍塌了”。

作者看到的是:“一个赤裸裸的资产阶级独裁专政、一个赤裸裸舆论洗脑、种族中心主义、贪污腐败滥用职权横行、社会寄生虫暴富的美国”。中国改革开放后新生的社会问题,社会丑恶现象,美国一个也没有解决,而且比中国更严重。破旧的马路、昏暗的城市、肮脏的贫民窟、饥寒交迫的乞丐、泛滥的毒品、毫无前途的黑人儿童,给白人擦皮鞋的老者……与此对应的是白人富人的奢华、懒散、挥金如土……

他根据自己的体验给美国定义:我眼前的美国,是一个富人的乐园,是一个充满欺诈、缺乏诚信的社会;是一个无产阶级根本没有翻身机会的社会;是一个法律只维护富人权益,漠视穷人利益的社会;是金钱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是一个社会财富分配不平等的现实已经被老百姓无可奈何地接受了的社会;是一个对腐败、滥用职权熟视无睹的社会。

我知道,这样的话,很容易被反驳。今天的中国与美国早已经不是30年前的隔绝状态了,人员交往频繁,经济贸易数量巨大,真实的美国到底怎么样,不能只听这位美籍华人一家之言。即使美国就是如此,大家也会问:为什么你笔下这个“毫无民主自由可言的资产阶级专政国家,居然可以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呢?难道这不是证明了民主、自由、人人平等是国家强大的根源吗?”

对此,作者的回答很令人吃惊,他说,

——反正我不再相信了。

——到了美国以后,我越来越多地发现新闻封锁的正面作用。

——我越来越觉得专制独裁、媒体洗脑、爱国主义教育、种族中心主义才是国家强大的根本。

——而毛泽东才是真正让中华民族崛起的英雄。

——美国人一生下来,第一件学会的事情也许是叫“妈妈”,第二件事情就是爱国,第三件事情就是陪伴他们一生的傲慢的文化优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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